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并明确提出“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有着重要的现实针对性。居民消费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消费支出在国民经济总量中占比的重要指标，通常以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表示。该指标表示的是国民经济循环中消费环节的相对权重，不仅能够在宏观层面揭示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还可以在微观层面映射居民收入水平、消费信心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是反映经济结构转型的“晴雨表”与民生福祉的“温度计”。

　　在国际形势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提高居民消费率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增强经济内生动力的必然要求。大国经济以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为基本特征，重点在于通过消费需求激活经济循环的“自转”能力。过去，我国长期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模式，往往受外部市场波动影响，导致经济抗风险能力不足。而消费作为最终需求，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可以通过新的需求引领新的供给，以新的供给创造新的需求，进而推动产品创新和产业升级，形成内生增长动力，为经济长远稳定发展奠定根基。二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支撑。新发展格局突出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而消费是连接生产、分配、流通等各环节的“总枢纽”。消费规模的扩大直接拉动中间品需求，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而消费结构的升级则引导资源向高附加值领域配置，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消费驱动型经济能有效抵御外部冲击，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动力。三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消费作为民生改善的直接体现，是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关键环节。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能够有效释放消费潜力，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同时，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能够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持续动力。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率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居民消费率近年来一直维持在40%左右，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50%——70%的比重相差甚远。即使是印度、巴西等国家也都高于我国的水平。这清晰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仍处于投资、出口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的攻坚期。回顾我国居民消费率的历史演进，这一特征则更为明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率呈现出由高到低再逐渐调整的“U型”变动过程。随着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居民的消费潜力得到释放，居民消费率在1978——1993年的10余年间一直维持在50%左右的水平。党的十四大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和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日益凸显。特别是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后，在投资拉动和出口拉动的“双向合力”下，居民消费率呈现出波动式下降过程。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内需潜力释放不足和“两头在外”模式的风险压力，我国经济政策突出强调扩大内需和消费升级的重要性，将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居民消费率企稳回升。但是，多年来40%左右的水平也预示着未来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近期，随着《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等多项政策的落地，扩大内需和提振消费等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破解，但居民消费能力不够、消费意愿不足、消费存在后顾之忧等问题仍较为凸显。立足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提高居民消费率，应紧扣“谁消费、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目标，从消费主体、消费能力、消费条件、消费意愿四个维度协同发力。一是明确“谁消费”，在广覆盖基础上突出重点人群。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充分激发消费潜能。通过“扩中”“稳中”等一系列政策举措，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培育支撑消费的中坚力量。兜底保障特殊群体，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政策帮扶。重点强化对大学生、农民工、灵活就业者的就业支持，通过普惠性公共服务努力提升其边际消费倾向。二是夯实“能消费”，积极构建居民可持续增收机制。强化就业优先导向，精准扶持中小微企业等经营主体，稳定就业基本盘。加快发展新业态，拓展就业空间。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切实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税收、社保和转移支付，优化再分配调节机制，实质性减轻民生负担。拓宽财产性增收渠道，规范资本市场，丰富投资产品，降低投资门槛。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鼓励资源变资产，激活农民增收潜能。三是强化“敢消费”，着力破解民生后顾之忧。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真正让民众踏实放心“敢消费”。夯实社会保障基础，重点完善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强化社会安全网的托底功能，减轻家庭预期支出压力。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着力扩大优质教育与普惠托育资源覆盖面，缓解居民预防性储蓄冲动，释放被抑制的消费意愿与能力。营造安全消费环境，加强市场监管与权益保护，增强居民消费过程信任度，使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消费行动。四是激活“愿消费”，促进供给和消费良性互动。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质量。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新技术应用，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以高品质产品与服务激发消费意愿。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兴增长点，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以新业态新模式创造新需求，满足多样化的消费偏好。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破除阻碍消费的制度障碍。清理汽车、住房等消费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建立健全适应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管理办法，落实带薪错峰休假。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真正让“愿消费”落到实处。

（责编：常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