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一头连着减污，一头连着降碳”，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下，我国固体废物治理体系已取得长足进步。然而，“产治脱节”的梗阻依然存在。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达44.7亿吨，综合利用率仅为59.3%。由此可见，表面向好的利用率数据，主要是由易处理废物拉动，这说明治理的深层困境在于硬骨头尚未攻克。对比欧盟2035年填埋率低于10%的先进目标，我国固体废物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仍面临挑战。以冶炼渣为例，工信部等8部门要求其在2025年利用率达到73%，这一具体指标也从侧面反映大宗固废的资源化潜力尚未充分释放。因此，必须多方面系统攻坚，才能真正打通关键环节，推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取得更大实效。

　　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固废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其价值重塑有赖于技术突破与模式创新的双轮驱动。一方面，要通过持续技术创新，加强工业固废、农业固废、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医疗废物等的综合利用，实现资源化、无害化。同时，还要加大科技研发投入，设置重大攻关课题，聚焦固体废物循环利用核心技术攻关，推进固体废物减污降碳工艺、利用处置设备研发，积极破解再生骨料强度提升等技术难题，推动治理技术不断从“可行”向“高效”升级。例如，在建筑垃圾资源化方面，亟须突破再生骨料强化技术、再生混凝土耐久性等关键瓶颈，才能大幅提升建筑垃圾在高端建材中的应用比例。另一方面，还要探索支持技术应用的商业模式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必须同步大力推进固体废物全过程信息化监管，加快建设完善全国性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打破“数据孤岛”，构建固体废物信息化管理“一张网”。同时，积极引入无人机巡查、卫星遥感监测等现代化手段，实现对污染物排放源的全天候监控，提升问题发现率、快速处置率，实现由“智”到“治”。通过建立固废产生、运输、处置全流程的电子联单和溯源机制，让每一吨固废都有“身份证”和“行程卡”，彻底堵塞监管漏洞。

　　将“无废城市”建设作为重要抓手。自2018年起，我国开始启动“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2021年“无废城市”建设被列入“十四五”规划中。“无废”，不意味着没有固体废物产生，也不意味着固体废物能完全资源化利用，而是通过相关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量，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无废城市”建设是推动绿色转型的系统工程，关键在于加强源头防控，积极优化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城镇布局，从而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形成产业结构与资源承载能力相匹配、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的新格局。具体而言，需打造特色“无废细胞”，加快“无废矿区”“无废园区”“无废工厂”建设。例如，在矿区推广“开采——加工——综合利用”一体化模式，实现煤矸石、尾矿等固体废物的就地消纳和资源化。在工业园区构建企业内小循环、园区内中循环、区域间大循环的三级循环体系。持续聚焦风险消纳，积极推动“环境治理+产业开发”融合模式，将固废治理与生态农业、文旅康养、绿色制造等产业深度结合，努力实现治污与致富同步、环保与创收双赢的良性循环。同时，要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推进排污权、垃圾排放权、环境使用权等环境权益交易，引导企业主动削减固废污染物的生产排放。通过建立差异化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完善再生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让“谁污染、谁付费，谁减排、谁受益”原则真正落地。

　　以最严法治夯实制度保障。健全完善配套法规，深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持续修订完善垃圾分类、环境卫生管理等地方性条例，以精准立法推动精准治理。尤其要深化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压实企业源头减量和回收责任。在执法层面，必须强化刚性约束，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将防治情况纳入地方人大年度环境报告，对连续两次考核不合格的地市实施区域限批并扣减中央生态文明转移支付比例，真正让“最严法治”长出牙齿。比如，2023年某地破获的特大跨省非法倾倒危险废物案，涉案金额超亿元，正是亟须强化执法威慑、杜绝监管漏洞的现实镜鉴。在政策层面，还需加强扶持力度，完善农业固废、工业固废等专项治理补贴，切实降低中小企业处置成本。在标准层面，仍须加快补齐短板，尽快制定修订垃圾焚烧排放、绿色包装制造等关键标准，并建立覆盖各类固体废物的分级分类管理体系，为精细化治理提供坚实依据。在协同层面，重在深化联动机制，重点深化流域、跨区域固废污染联防联控，推动联合执法、协同管控常态化。建议优先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开展示范区建设，为全国探索可复制的协同治理经验。

　　着力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工作格局。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把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作为重要民生工程，从完善政策保障、鼓励技术创新、加强正向激励、深化负面约束等不同方面同时发力、同向发力，让企业、群众在治理过程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企业必须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依法履行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和装备，推进绿色生产、清洁生产，推进资源循环利用，做到依法生产、依法排放、依法治理。公众需要积极完成角色转变，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不断增强节约意识、环保意识、法治意识，从垃圾精准分类、杜绝餐饮浪费等身边事做起，从积极使用纸袋、可降解塑料等环保替代产品的点滴事做起。此外，应通过建立社区绿色积分、环保奖励等激励机制，有效激发公众参与热情。国内多地实践表明，此类正向激励措施可显著提升居民在垃圾分类等环保活动中的参与度与精准度，推动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全民共建共享的绿色健康生活方式。

　　破解固体废物“产治脱节”的困境，非一日之功。它要求我们超越“一扔了之”的旧有模式，在科技赋能、“无废城市”建设、法治保障与协同共治上系统施治。这既是一场需要攻坚的阵地战，也是一场需要耐力的持久战。唯有如此，方能将“放错地方的资源”有效归位。

（责编：田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