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法国汉学史上，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见长的汉学家白乐日(1905——1963年)扮演着重要角色。白乐日在承袭前代汉学家治学传统基础上，引入社会科学的理念与方法，实现了对旧学风的超越，使得法国汉学的结构与面貌得以更新，也为学界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开拓了新领域、提供了新视角。在这个意义上，白乐日是法国汉学乃至世界汉学界的一名“革新者”。

　　创建融新入旧的汉学研究范式。以法国为代表的欧陆汉学研究有着自身传统。自雷慕沙在法兰西公学院开授汉语课程以来，欧陆学者重视文献，注重语言工具书编纂、汉籍翻译、名物考证等。白乐日先后师从德国汉学家福兰阁、法国汉学家马伯乐，经受过系统的文献学训练，因此形成严谨扎实的学风。这种治学方法为白乐日研究中国历史奠定了坚实基础。

　　相比于同时期的戴密微、石泰安等学者，白乐日有着自觉革新意识。他认为传统汉学研究存在视野琐碎、关注冷僻、考证繁琐、受众狭隘等问题，强调汉学应关注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提倡聚焦诸如“中国文明的稳定性”“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的思想启蒙”等大课题。这展现出白乐日的另一学术渊源，他对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等学者的作品颇感兴趣，这些学者的研究引导白乐日在中西比较的框架下思考中国社会经济要素的演进变迁。白乐日又与年鉴派史学家布罗代尔交好，后者提倡以跨学科研究考察历史全景的“总体史”观，这对白乐日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丰富多元的学术经历为白乐日的汉学研究带来新气象。在研究出发点上，白乐日借中国以理解世界，将中国看作理解东亚史、世界史的途径，通过中国理解世界;在材料运用上，他自觉突破传统汉学对边疆史、王朝史史料的依赖，将职官志、食货志、杂史、农书、律典、散文等纳入史料范围;在方法论上，他将扎实的文献学与社会阶层分析、经济群体研究、数据统计等社会科学理念与方法相结合，铸造了一种新旧交融的汉学范式，这成为白乐日给法国汉学留下的重要遗产。

　　开拓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领域。白乐日的汉学研究以史学为中心，上起六朝，下至明清，对典籍翻译、中国思想史、法学、兵学、佛教、道教、文学、传记研究、城市史、乡村史等领域问题有着广泛涉猎，其中尤以其对中国古代经济社会史的开拓性贡献为人称道。

　　在白乐日的时代，汉学家们的关注重点集中在语言、文献、文学、宗教等领域，社会经济史问题罕有学人留意。受到韦伯启发，白乐日将中国经济问题作为理解一般经济理论和东亚经济史的重大问题来把握。在其成名作《唐代经济史稿》里，白乐日沿用韦伯的系统经济分析法，从农业、奴婢制、寺院经济、货币、商业与国家经济等角度全面考察唐代经济，建构了一幅立体的唐代商贸与社会全景图，这在西方汉学界尚属首次，从而“开辟了西方汉学界一块千真万确的处女地”。白乐日的另一部重要作品《中古中国经济社会研究》从对《隋书·食货志》的译注里寻找问题与材料，突破以往汉学家对帝王传记、政事变迁的偏好，深入隋代社会肌理，考察当时阶级关系、土地所有权、兵役制度、平仓制度等问题，也通过量化方法，对隋代行政区、人口、文献保存数量等问题进行统计分析。1954年，白乐日因该书独特的社会经济研究荣获汉学界的“诺贝尔奖”儒莲奖。

　　文官阶层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是白乐日治学的一个核心关注点。在《中国文明与官制》等作品中，白乐日以文官制度为对象，考察了其与古代农业经济、城市发展与市民生活、手工业、海洋贸易等经济要素的互动和影响关系，认为文官阶层的壮大构建了一种稳定的经济社会结构，是支撑中国古代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关键。从现代眼光看，白乐日的一些看法较为片面，但他沿用韦伯的方法分析阶层、身份群体与社会经济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为其后谢和耐、伊懋可等汉学家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启发。

　　白乐日的研究在革新西方学界的中国历史观方面亦有先驱意义。对孔多塞、黑格尔、康德、高延等不少学者来说，中国缺少“真正的历史”。他们多认为，中国的历史只是“不断重复的王朝覆灭，其过程中整个国家没有任何进步”，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或精神本质没有发生变革，展现着东方国家特有的“停滞”“僵化”。这种观念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白乐日的研究则强调从动态发展的视角理解古代中国，他格外重视历史上的变动因素，关注宋代城市化和商人阶层的兴起、元明时期土地所有制的变迁，以及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等课题，以发展的眼光看中国，强调中国经济社会的内在活力和变化演进，有力回击了“中国历史停滞论”。

　　组织推进跨国合作项目“宋史研究计划”。白乐日相信，汉学的进步不能靠单打独斗，它离不开学术组织的支持。在沉潜书斋之余，他身体力行，通过建构和引领学术团体项目来促进法国以及国际汉学的发展。其中，“宋史研究计划”无疑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个。

　　宋史专家刘子健曾说：我们不能忘记白乐日先生首先在国际上提倡宋史研究。在白乐日看来，宋朝是中国由中世纪走向“近代”的大分水岭，研究宋史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大问题。1954年，在白乐日亲自组织和推动下，以编制词汇索引、目录、书志、传记、年表等工具书为旨趣的“宋史研究计划”正式启动。白乐日不仅联络戴密微、桀溺、芮沃寿、龙彼得、海陶玮等西方学者，还联系到中国学者翁同文，华裔学者刘子健、张馥蕊、陈庆浩等人，最终建立起包含中国、日本，以及欧洲、北美等地学者在内的近百人学术团队。

　　与此同时，“宋史研究计划”收获颇丰，代表作如赖特《中国宋代地名》(1956)，白乐日、柯莱特·帕特合编《〈宋会要〉目录》(1957)，张馥蕊《宋代职官尊号索引》(1962)等。白乐日去世后，该项目按照他的原计划稳步推进。直到1982年，日本东洋文库还以“宋史手册编纂协力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宋史目录学成果，可见该计划的深远影响。作为国际汉学界一次广泛而大型的学术合作，“宋史研究计划”开启了西方宋史研究的序幕，也为跨国汉学研究合作树立起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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