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膳正要》是中国第一部营养学专著，由忽思慧编撰，成书于元朝天历三年(1330年)，主要记述了这一时期饮食养生和食物本草情况。此书不仅在饮食文化、民族交流融合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和极高的史料价值，还是民族交互影响史研究中不可绕过的专著。作者忽思慧沿袭汉族中医本草观点，一方面详细介绍漠北蒙古族物产的食疗作用，一方面融合中医本草于食谱中，生动展现了汉蒙两族饮食养生文化的深度交融。《饮膳正要》的价值不仅在于其饮食文献的学术分量，更在于其以具体的饮食实践为载体，成为佐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深化各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历史文化遗存。

　　“守中”为要。《饮膳正要》言：“保养之法，莫若守中，守中则无过与不及之病。调顺四时，节慎饮食，起居不妄，使以五味调和五藏。五藏和平则血气资荣，精神健爽，心志安定，诸邪自不能入，寒暑不能袭，人乃怡安。”忽思慧认为保养之法需以“守中”为要，无偏倚，无不及，以食疗为主，“药性有大毒……虽饮食百味，要其精粹，审其有补益助养之宜，新陈之异，温凉寒热之性，五味偏走之病”，不愈再加方药。

　　保精养气。金元时期，全真教创建并迅速发展，元代统治者多效仿元世祖信奉神仙养生之术，饮膳太医也将道教思想融于药膳之中。忽思慧从历代神话及道家医籍中摘取25种方药，于《饮膳正要》中列“神仙服食”一节，选《抱朴子》《药经》《神仙传》《孙真人枕中记》等书，列地黄、天门冬、枸杞、黄精、苍术、茯苓、松子、栗子、五加皮等单药服食法，可填精补髓，保养身体。如地仙煎，将杏仁研碎，加新牛奶、山药，拌绞取汁，以温酒送服，可“治腰膝疼痛，一切腹内冷病。令人颜色悦泽，骨髓坚固，行及奔马”。值得一提的是，《饮膳正要》中所载服食之法与道家不尽相同，忽思慧避开金石类丹药，而选择草木平和补益之品，单药居多，酒膏较少，有意绕开自古与医学捆绑的神仙之学，以一种实用主义的精神追求饮膳的安全有效。

　　养生食忌。养生需明确食物偏性及禁忌，不可贪一时之快，否则疾病丛生。《饮膳正要》中所列“养生避忌”“妊娠食忌”“乳母食忌”“初生儿时”“饮酒避忌”等节中，指出常人摄生应薄滋味，省思虑，不劳神，不劳形，而对“孕育之人”“饮酒之人”“服药之人”等群体需区别对待。妊娠期间应注意目、耳、口的感受，接触积极向上的事物，胎儿也会感同身受。忽思慧认为，酒可通血脉，厚肠胃，润肌肤，消忧愁，但量不宜多，多则烂肠胃，熏蒸筋脉，“伤神损寿，易人本性”。饮酒后腠理疏松，外邪易入侵机体，不可当风卧，不可向阳卧，更不可冷水洗面，易发偏枯、疮疡。酒易生湿热，醉酒后不可食生冷油腻之物，如冷水、猪肉和甜食，使湿热加剧。服药期间，合理饮食，可滋养脾胃，运化得当，化生精微，以行药力。若只贪口腹之欲，不知避忌，在服药之时食用不宜食物，往往拖延病情甚至恶化。忽思慧还提出服药食忌：“但服药，不可多食生芫荽及蒜，杂生茶、诸滑物，肥猪肉、犬肉、肥腻物、鱼脍腥膻等物……又不可食陈臭之物。”忽思慧认为，辛膻等物易诱发疾病反复或加重病情，油腻厚味之品则易致病邪滞留体内、迁延难愈，同时还需要规避不良环境因素对患者精神状态的恶性刺激，以防情志失调影响康复进程。

　　当前，重新审视这部饮膳著作，先人的智慧仍可借助文本跨越时空，持续为当代饮膳理论研究与实践提供思想启迪，令《饮膳正要》焕发出新的价值。忽思慧将中药材和蔬果相融合，并与蒙古族“以肉类为养，以奶类为充”的饮食习惯相结合，提出了温中补益、保精养气的养生之道。同时，也可对书中所列的米谷品、禽品、果品、菜品等，进行排列组合，辅以料物性味，则形成“聚珍异馔”和“诸般汤煎”所列药膳汤剂。如“马思荅吉汤”中，以粳米、回回豆子为主食，辅以羊肉，加草果、官桂、马思荅吉、芫荽佐料，起到补益、温中、顺气之效。这些药膳性味甘温，补益脾胃，包含每日需要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加之平日进食蔬果，完全可以满足当今人们的健康需求。《饮膳正要》中的药膳配伍思想与实践经验，为当代健康饮食体系构建提供了重要借鉴。基于其“药食同源”的理念，在制作中式健康餐时可在主食中添加豆类、坚果等食材，不仅可以丰富口感，经合理配比后，营养也丝毫不输给西式健康餐。

　　随着现代生活条件的改善与劳动方式的转型，与“尊荣人”(长期缺乏体力活动而形成虚弱体质的人群)体质相关的健康问题日益普遍，《饮膳正要》所倡导的“饮膳平稳、以调为要”的饮食原则，恰好契合当前部分人群的体质特征与养生需求。此外，作为元代民族大融合背景下的医药饮食经典，《饮膳正要》不仅翔实记录了各民族在饮食文化领域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历史进程，更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鲜活的文化佐证。

　　(作者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责编：常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