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一言，出自《贞观政要》。大意为，能损害自身的并非身外之物，都是由于自身嗜欲才酿成祸患。此语初虽为治国箴言，亦是修身立命之本。诚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言：“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人。”过度沉溺欲望，轻则扰心乱志，重则摧垮品行。因而，能否有效管束嗜欲，不仅关乎自身的名节操守与内心安宁，还影响着个人与周遭的相处之道，更决定着生命的走向。

　　滋生嗜欲的原因虽各有不同，但具体表现不外乎以下几方面，且皆能从过往事例中见其危害。一是嗜口腹之欲。西晋的何曾“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其子孙亦奢靡无度，最终导致“永嘉之末，何氏无遗种”。二是嗜声色之欲。西汉的淳于长“多畜妻妾，淫于声色，不奉法度”，娶了当时被废黜的许皇后之姐许孊为小妻。此外，还常戏侮许后，诈许为其谋立左皇后，最终因大逆之罪死于狱中。三是嗜器物之欲。宋徽宗赵佶垂意花石，为运送花石纲，“置应奉局于苏”。每运一次花石纲，都耗资巨大，严重损耗了北宋国力，激化了社会矛盾。四是嗜财富之欲。西汉的匡衡出身贫寒，因其勤奋好学最终得以官至丞相，受封安乐侯。后来因为非法扩大封地，“专地盗土以自益”，最终被贬为庶人。五是嗜权力之欲。秦朝丞相李斯对秦的统一大业建有殊勋。然至沙丘之谋，其为权欲所困，听信赵高邪说，合谋废长立幼。最终被赵高陷害，以谋反罪腰斩于咸阳。六是嗜长生之欲。明世宗朱厚熜长期信道、妄想长生，“二十余年不视朝”，终因滥服丹药而早殒。这些事例映照出每个人都可能面临的嗜欲陷阱。若不加以约束，任何一种欲望过度膨胀，都会成为摧毁人生的隐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节欲智慧，为世人修身提供了诸多指引。先秦时期，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主张以礼义节制人的欲望;孟子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主张通过寡欲和内省养浩然之气。老子提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主张保持质朴、减少私欲。墨子提出节用的思想，认为“用不可不节也”。魏晋时期，节欲思想受到玄学的影响，多了几分对内心本真的探寻。王弼提出“崇本息末”，主张摒弃繁杂的欲望，回归简单本真的生活状态;嵇康倡导“以万物为心”“以天下为公”，劝人跳出个人欲望的局限，用更宽广的胸怀看待世界，自然能减少执念。宋元以降，理学兴起，节欲思想更注重内心的修炼。程颐提出“敬是闲邪之道”，认为应通过“生敬”来消除人的妄念。朱熹发扬“明天理，灭人欲”之理，认为应泯灭那些不正当或不循理的人欲。陆九渊提出“发明人之本心”，认为人之所以会有不道德的言行，主要是私欲遮蔽了本心，人应通过反省内求来体悟自己的本心。王阳明提出“此心无私欲之蔽”，主张追求内心的纯净，不被欲望干扰，方能作出正确的选择。

　　为防范嗜欲之祸，古人在思想教化、制度规则、惩治震慑等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经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嗜欲之祸。其一，以思想教化节制嗜欲。自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逐渐成为世人修身的价值准则。通过学习经典、接受教化，人们逐渐明白节制欲望并非自我压抑，而是守护内心安宁的必要之举;各类劝人向善、克己修身的箴言与典籍，也帮助人们在面对欲望诱惑时保持头脑清醒。其二，以规则遏制嗜欲膨胀。在选人用人方面，汉代建立的籍贯及亲属回避制度为历代所沿袭;还有官员荐举责任连坐制，“举其非人，并正举主之罪”。为防止考试舞弊，宋代推行糊名制和誊录制。在考评奖惩方面，历代相关制度主要依据官员的德行和才能而设计。在权力监督方面，历代均注重通过监察来防止权力滥用。就监察体制而言，汉代设御史台为中央监察机构，设十三州刺史监察地方;唐代御史台分设台院、殿院、察院;宋代形成御史、谏官和封驳三大监察体系。就监察法律而言，西汉有《六条问事》，唐代有《六察法》，宋代有《诸路监司互察法》，明代有《宪纲条例》，清代有《钦定台规》。其三，以严厉惩治震慑嗜欲行为。汉代，若官员监守自盗达十金就处以死刑，且“吏坐赃者”不得为吏，赃官子孙三代不得为官。唐代的《唐律疏议》设“六赃”罪名，比如，“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宋代，对一般犯罪均能从轻发落，但“独于治赃吏最严”。明代的《大明律》专设《受赃》篇，处罚极为严厉。朱元璋还创置《御制大诰》，处罚更为严苛。

　　古语有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嗜欲如蚀堤之蚁，若疏于防范，终将坠入决堤之渊。嗜欲之害，于己则戕害身心、败毁名节，于家则玷辱门楣、倾覆家业，于国则蠹政害民、败坏风气。唯有常修自身之德，在日常生活中坚守本心、不被欲望裹挟;常思贪欲之害，时刻反思自身行为是否偏离正轨;常怀律己之心，用规则与敬畏约束自己，才能避免“嗜欲以成其祸”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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