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是当前反腐败斗争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是腐败增量的新动向新表现。新型腐败相对于传统腐败而言，其“新”在于腐败领域不断蔓延、形态不断翻新；隐性腐败相对于显性腐败而言，更强调手段的隐蔽化、伪装化升级。二者紧密关联，很多腐败形式之所以“新”，正在于其手段之“隐”。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部署要“深挖细查预期收益、约定代持、‘白手套’、政商‘旋转门’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坚决打击利用互联网、虚拟货币、跨境资金、区块链等实施的腐败行为”。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具有很强的间接性、迷惑性，只有准确识别其表现形式及本质特征，才能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

　　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主要类型

　　交易伪装型，将腐败手段嵌入看似合法的交易过程，为权钱交易披上“市场化”“专业化”的隐身衣。根据交易手段差别，还可以再细分为五种。一是虚增交易环节型，即在交易链条中增设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增加交易成本，将公共利益或企业利润输送给特定关系人。比如在工程项目发包、物资采购中，安排特定关系人设立空壳公司充当中间商，通过加价转售、转包分包渔利，表面是正常商业合同，实质却是权力为利益输送“背书”。二是放贷收息型与指定借款型，即不直接收受现金，而以“借款”为名、“利息”为实，通过向管理服务对象高息放贷获取远超市场水平的收益，或反向以极低利率向其“借款”获取利差。三是收受干股与投资收益型，即未实际出资而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给予的公司股份，或以“投资”为名获取保底无风险的高额回报。有的让行贿人出具同等金额欠条，有的通过购买“理财产品”获得超额收益，将权钱交易包装为“投资收益”，却不参与经营，也不承担市场风险。四是低买高卖与房产交易型，即腐败分子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管理服务对象购买房屋、汽车等大宗物品，或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其出售物品，从中获取价差。五是原始股增值型，即腐败分子利用职权帮助拟上市企业完成股改、上市或实现增值，在企业上市前以明显偏低价格受让原始股，且不承担市场风险，待公司上市后抛售股票获取巨额增值收益。其本质是以购买原始股为名受贿，受贿数额按上市后实际获利认定。

　　主体隐身型，以“白手套”和代持机制切断行权与获利的直接关联。有的通过亲友或特定关系人代收、代持财物，自己不直接经手，试图构筑“防火墙”。有的通过“影子公司”“影子股东”，以他人名义代持股份，或以特定关系人名义设立公司，自己隐藏幕后利用职务影响为公司站台撑腰，在甲方和乙方双重角色中切换，亦官亦商。还有的与请托人约定代持或找专门的第三方“钱袋子”保管，保证自己能随时取用，形成“受而不收、名实分离”的状态。

　　时间错位型，以“期权化”和“旋转门”实现权力延迟变现。新型腐败大幅拉长利益兑现的时间链条，将短期利益交换变为分阶段、跨周期的长期合作。一种是单纯的延期满足，即任职期间利用职权为请托人谋利，但双方通过“情感培育”约定待其退休或离职后才兑现利益。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离退休干部被查处的案例警示腐败分子不要抱有退休即“安全着陆”的侥幸心理。另一种是腐败分子任职期间即通过为企业谋利进行“资源预埋”“提前筑巢”，离职后则到关联企业领取“定制高薪”实现权力变现，大搞政商“旋转门”、银企“旋转门”、“逃逸式离职”。此类行为往往披上“人才引进”“专家顾问”等外衣，因企业定薪机制差异大，查处难度明显增加。还有的退休或辞职后利用原职务影响继续收钱敛财，形成“离职不退权”的隐性腐败。

　　数字隐匿型，以新兴技术和虚拟载体拓展腐败空间。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发展，腐败利益载体不再局限于现金、贵金属等实体财物，而是向虚拟性、数字化方向延伸。一是虚拟货币受贿型。我国现行政策虽否定了虚拟货币的法定货币地位，但并未否定其财产属性，它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产。虚拟货币与持有人身份分离，在公有区块链上仅表现为一串地址，与银行支付体系完全隔离，没有中心化监管接口，利用密钥进行分布式点对点匿名交易，全天候无国界运转、全球流通，可存储在U盘、手机内存等介质中随身携带，为腐败分子隐匿、转移非法所得提供了天然便利。而且，犯罪分子通过混币器、跨链桥、去中心化交易所等将比特币、泰达币、以太币等多币种跨链互转，彻底搅乱资金流向，作案使用的加密通信、临时钱包、用完即弃地址可立即删除，资金溯源异常困难。目前，各国正通过链上分析公司、跨境司法合作等方式逐步加大查处力度。二是数字藏品（NFT）受贿型。数字藏品是依托区块链生成的新型网络虚拟资产，以虚拟货币计价进而兑换法定货币，可以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包括图片、视频、动画等形式。它本质是一段记录在区块链上的“非同质化通证”，每个NFT都有唯一编号、不可复制、不可分割，链上记录了它的铸造者、流转历史和当前持有人，具备“数字所有权凭证”的属性，可以进行匿名交易。贪腐分子以天价购藏、无偿赠与、自铸自炒、代持隐匿、洗白虚拟币等方式借数字藏品搞权钱交易，用艺术估值的主观性模糊受贿金额的客观性，把传统的“送钱”变成“送一串链上字符”，取证、定性都增加了难度。三是电子红包与卡券受贿型。“好处费”借助移动支付，“土特产”搭乘快递上门，虽然单笔金额可能不大，但积少成多，容易变成拉拢腐蚀干部的“感情投资”。四是数字平台渗透型。腐败行为向平台经济延伸，通过操控算法分配、流量倾斜、数据资源等新型生产要素进行利益输送。

　　其他变异型，以境内外交织、合法所得与非法所得混同掩饰腐败行为。一是境内办事、境外收钱，利用跨境监管协作的薄弱环节规避查处。二是“雅贿”翻新，以文墨、爱好为借口，衍生挂名著书、高价“墨宝”、文玩玉器以及比赛奖金等贿赂形式。三是“折扣”“优惠”与挂名领薪，以商业促销、员工激励为名向腐败分子输送不符合市场规律的经济利益。

　　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本质特征

　　行权与获利的结构性分离。传统腐败呈现“一手交钱一手交权”的即时对价结构，新型腐败则在权力与利益间插入多层中介：主体上，行权者与获利者分离，由特定关系人代为承接；时间上，行权与获利分离，以“期权化”安排递延至离职之后；空间上，境内办事、境外兑现。三重割裂叠加，使常规监督难以从利益端反推权力端滥用。

　　形式合法性对实质违法性的深度遮蔽。腐败分子利用民商事行为的外观独立性，将权力寻租封装在合法交易外壳内，混淆腐败与正常经济活动的边界。

　　腐败利益的资本化与预期化。新型腐败将利益载体从“现成财物”升级为资本权益和预期收益，其价值取决于未来市场行情，数额认定高度复杂，对纪法适用提出全新课题。

　　政商关系的圈层化与政治经济交织。传统行受贿关系开放、临时、分散，新型腐败则呈强烈的封闭性和长期捆绑性。腐败分子精心挑选少数固定“圈内人”，构筑稳固利益共同体。权力与资本深度融合，权力为资本提供庇护，资本向政治领域渗透，形成政商勾连闭环。其危害不限于个别干部贪腐，而是对政治生态和市场秩序的系统性侵蚀。

　　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措施

　　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是党的自我革命必须答好的时代课题。答好这道题，关键在于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逐层设防，让腐败无处遁形。

　　在制度层面，优化权力配置结构，压缩设租寻租空间。腐败机会多生于权力配置过密而监督半径不足之时，防治的第一道工序是拆解可交易的权力单元，推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把审批、执法、资源分配中的自由裁量细化为可量化基准，推行权力清单和公开运行，以制度性分权破解封闭性利益共同体。

　　在纪法层面，以实质穿透形式，以全周期纪法供给和全链条监督赋能让查处追责无死角、无盲区。完善法律规定，堵塞新型腐败的滋长缝隙、刺破隐性腐败的“合法化”外衣，以专业执法手段深挖彻查，做到认定上不囿于合同文本、追责上不限于在职期间、取证上不困于资金断点，无论腐败形式伪装多巧、延宕多久、隐匿多深，都能精准惩治。要透过民商事交易外壳识别其偏离市场对价的实质，建立重大交易事项报告与利益冲突审查制度，对明显偏离公允价格的大宗交易、无风险高收益投资等异常情形，引入市场价格比对和第三方评估机制，以客观标准校正主观伪装。以数字监督赋能，把大数据比对、资金穿透式核查嵌入日常监督，让异常交易在数据画像中显影。对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等链上资产提升监测固证与跨境协查能力。

　　在文化层面，涵养不想腐的自觉，夯实崇廉拒腐思想根基。制度约束他律，文化塑造自律。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以正负清单划定政商交往边界，清理依附权力的“红顶中介”，把重心从事后追惩前移到事前阻断政商勾连。完善政治生态动态监测、研判、治理机制，加强对“关键少数”社交圈、生活圈的日常监督，以廉洁文化浸润干部的价值选择，使清正廉洁内化为政治品格。

　　三个层面环环相扣，惩治的威慑、预防的机制、教化的滋养同向发力，才能以治理之“明”破解腐败之“隐”。

（责编：常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