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陆海新通道作为一条纵贯我国西部地区、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性国际物流大通道，正以其高效的物流网络将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开放发展优势，成为撬动内陆地区从腹地迈向开放的关键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2024年4月在重庆考察时强调，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要求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项目建设好、运营好，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一重要论述为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合作新格局指明了前进方向与实践路径。

　　深化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交流合作，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促进文明互鉴的重要战略举措，对提升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具有深远意义。一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支撑。通道串联“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通过加强国际合作，能有效优化要素资源配置，促进中西部地区与东盟等共建国家的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形成陆海联动、东西互济的全域开放格局。二是强化国际经贸韧性的现实需要。面对全球供应链调整，截至2025年8月底，西部陆海新通道通达全球127个国家和地区的577个港口，深化合作有助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效率和安全性，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三是促进文明对话与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径。通道不仅是物流动脉，更是人文交流的桥梁，通过深化文旅、教育、科技等领域合作，能够增进与共建国家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为长远合作夯实社会根基。

　　在统筹推进下，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交流合作已在平台构建、经贸融合与规则对接三个层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展现出从物流联通向制度型开放深化的发展态势。一是国际合作平台体系实现战略性构建。通过建立“13+2”省际协商合作机制等创新制度安排，形成了跨区域协同发展的新型治理范式。陆海新通道国际工商会联盟等平台已吸引18个国家19家工商机构参与，构建起覆盖全球三分之一人口的经济协作网络。这些平台不仅推动中老泰国际铁路班列等重大项目常态化运行，更在规则标准对接、政策沟通协调等方面发挥枢纽作用，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制度保障。二是经贸互联互通水平获得系统性提升。通道运输量实现跨越式增长，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量8年间增长约283倍，2024年达到96万标箱，辐射范围延伸至127个国家和地区。新开辟的“北部湾港——杰贝阿里港”滚装船直航等创新物流方案，使运输时效缩短4至10天，成本降低8%以上，显著增强了我国与东盟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种以物流通道带动经贸升级的模式，正在重塑区域经济地理格局。三是软联通建设取得结构性突破。通过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等平台培养了多批涉外法律人才，澜湄合作专项基金支持的108个民生项目构建起覆盖减贫、教育、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合作网络。这些举措与跨境旅游合作、青年交流等相互配合，形成了规则相通、民生相融、文化相鉴的软联通格局，为深化区域合作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推动通道建设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向规则标准“软联通”深化发展。

　　当前，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交流合作在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仍面临多边机制嵌入不深、平台协同效能不足、合作广度与深度有限三重挑战。一方面，通道建设尚未系统纳入中国——东盟自贸区3.0、《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部长级会议等核心区域合作议程，缺乏稳定、高层次的制度化合作框架支撑。另一方面，各类国际合作平台呈现“多、散、小”特点，跨部门、跨领域协同机制不健全，导致资源分散，尤其在文旅、教育等软性领域合作项目占比不足20%。此外，合作活动在地域上过度集中于少数东盟国家，对南亚、中亚等更广阔区域覆盖有限，且在内容上多以论坛、推介会为主，缺乏深度融合的产业链协作和可持续的民生项目牵引。

　　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交流合作已步入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提升”的关键阶段。面对上述挑战，亟须通过加强顶层设计、整合平台资源、拓展合作领域等一系列系统性改革与创造性实践，有效破解发展瓶颈，将通道独特的区位优势切实转化为发展动能和国际竞争力。

　　强化顶层设计，深度嵌入多边合作机制。加强战略谋划，积极推动将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纳入中国——东盟、澜湄合作等区域性多边机制的核心议程，争取使中老泰“三国三园”等标志性合作项目成为国家会议重要议题。主动对接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在关税减让、原产地规则、标准互认等领域先行先试，显著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借助中欧班列国际合作论坛等现有高级别对话平台，积极探索与欧盟、中亚等关键经济伙伴在贸易便利化、数字规则等方面的制度对接，全面提升通道的国际化水平和规则影响力。

　　整合平台资源，构建高效协同的网络化体系。针对平台“散、小、弱”的问题，建立跨部门的“平台统筹协调小组”，制定统一的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标准，强力推动智库联盟、职业教育联盟等各类平台从“物理相加”迈向“文化相融”。创新激励机制，将文旅、教育等人文领域的合作成效纳入相关成员单位的绩效考核体系，激发其参与软性合作的内生动力。此外，鼓励和支持这些平台与东盟秘书处等国际组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共同策划和实施重大合作项目，实现从单一平台的“资源整合”到平台网络“聚势增效”的根本性转变。

　　拓展合作领域，推动务实成果向纵深发展。在巩固经贸物流合作的基础上，应大力推动“通道+”模式的融合创新。例如，促进“通道+文旅”深度融合，联合开发具有文化内涵的跨境旅游线路;依托职业教育联盟，与共建国家打造高水平“产业学院”，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培养熟悉双方国情的技术技能人才。加快推进数字陆海新通道建设，积极应用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实现全程可追溯、无纸化贸易，打造绿色、智慧的现代化物流走廊。同时，大幅增加在农业技术示范、公共卫生等民生领域的“小而美”项目投入，形成一批可见、可感、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夯实合作的民意基础。

　　优化全球资源配置，全面提升合作韧性与可持续性。为增强国际供应链的稳定性，须在东南亚、中亚等战略区位合理布局新的分拨中心和海外仓，构建更具弹性的物流网络。建立动态的“国际合作项目库”，运用市场化机制，重点筛选和扶持一批有利于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对接的实质性项目，推动国际合作从“活动导向”向“项目导向”转变。此外，必须高度重视风险防控，通过完善涉外风险预警体系、充分利用国际商事仲裁平台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各类市场主体参与通道建设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保障合作的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重庆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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