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物流是指为克服跨国生产和消费的时空阻隔，推动货物在国家和地区间实体流动的经贸活动。其内涵涵盖以跨境要素流动为核心的贸易物流、以非贸易场景为主的非贸易物流，以及以规则与能力共建为基础的国际合作。三者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成为连接各国经济、促进利益交融的关键纽带。

　　国际物流自二战后开启现代发展历程，以集装箱的标准化革命为起点，海运大型化与港口专业化、信息技术及全球价值链扩展，使其历经80余年演进形成连接全球的庞大网络，成为支撑世界经济运转的核心基础设施。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物流市场营收达11.26万亿美元，复合年均增长率有望达到6.3%，2034年将突破20万亿美元。当前国际物流发展呈现三大显著特征，既彰显了发展成就，也为后续治理优化提供了基础。一方面，全球化布局加速。跨洋干线、区域支线和内陆走廊联系更紧密，门户港、枢纽港与内陆港协同分工，形成海陆空立体通道联动格局。全球跨境电商推动中短程与快件网络扩容，仓配与保税功能逐渐向腹地延伸，这种规模化、网络化布局显著降低了单位运营成本，提升了全球可达性，使得原材料与制成品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另一方面，技术与分工驱动升级。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深度应用，贯穿订舱、装载、通关和结算全流程，实现了货物全程可视化追踪、智能路径优化。同时，产业分工日益精细化，催生了大量专注于跨境电商物流、冷链物流等垂直领域的专业服务商，形成了由综合物流商、专业承运商、科技平台等共同构成的多元化、专业化服务体系，驱动物流效率、韧性与可持续的“三重升级”。此外，多主体参与度提升。传统的国际物流主要由大型制造商、跨国贸易商和巨头物流服务商主导。但随着跨境电商、物流科技平台日益成熟，国际物流参与门槛与成本大幅降低，数以百万计的中小微企业乃至个人成为国际物流的重要参与方，打破了“单一主体驱动”局面。多主体、多层次的参与格局，在丰富全球物流生态的同时，既释放市场活力，又推动国际物流规则与标准向更加包容、均衡的方向演进，为国际物流全球协同治理奠定基础。

　　尽管国际物流成效显著，已构建起覆盖全球的服务网络，但发展背后问题渐显。2024年底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跨境清关时间是发达国家的3.1倍，仅35%的国家实现物流系统跨境兼容，红海危机更导致相关海运运费暴涨180%，国际物流规模扩张与效率、韧性不足的矛盾正日益显现并叠加放大，表现为以下三方面。其一，规模扩张与格局失衡并存。跨境电商等新兴贸易业态推动国际物流市场规模快速增长，但全球物流基础设施与优质服务资源高度集中于北美、欧洲和东亚等主要贸易走廊，运力与货源在主干航线与少数枢纽高度集中，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内陆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物流基础设施落后，接入全球主干网络的成本高昂，不仅限制了全球市场的潜力释放，也暴露出网络在冲击下的脆弱性与波动性。其二，技术驱动与标准割裂共生。虽然数字技术显著压缩了港口等待与堆存时间，但不同经济体在单证数字化、数据跨境流通、口岸协同、安全规范等方面标准差异巨大，信息“断点”制约流程贯通，如电子运单、区块链技术应用因缺乏国际公认的互操作标准而难以大规模推广。标准割裂导致跨境物流环节衔接不畅，信息传递延迟失真，严重侵蚀技术本应带来的效率增益，跨境制度与技术标准对接仍处在“从可行到可用”的过渡期。其三，网络延伸与风险加剧同步。随着网络外延扩大与运距上升，地缘政治、关键航道与极端天气对网络运营的扰动更频繁、更复杂，单一节点风险冲击会迅速传导至整个系统。红海危机对苏伊士运河航线的冲击即是明证，运价及安全成本短期跃升形成了系统性的外溢效应，使局部风险演变为跨区域的链式中断。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日益频繁的单边制裁措施，也对国际物流航道叠加了难以预测的“政治风险”，这种风险同步化趋势，对全球物流网络的稳定性、预期性和韧性都构成了严峻挑战。

　　国际物流的全球性体现在货物跨多国流转、服务网络覆盖全球，网络化则表现为航线、港口、信息系统的深度互联，这种特征决定了单一国家的治理措施难以应对跨境、跨链条的系统性问题，全球协同治理成为必然选择。面对格局失衡、标准割裂、风险加剧等现实挑战，仅靠理念共识远远不够，唯有将协同思路转化为可操作的行动方案，才能切实打通全球治理堵点、补齐短板，增强网络的效率、韧性与可持续性。

　　构建全球与区域性协同治理机制。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与世界海关组织(WCO)等既有多边框架下，形成“全球指导、区域突破”的多层次治理架构。推动全球层面设立国际物流协同治理理事会，吸纳各国政府、国际海事组织、国际民航组织、行业巨头及专家代表，主要负责重大通道拥塞与中断的联动应对、数据共享基础设施、绿色转型路线与评估等重大议题的务实推进。强化区域性组织协同功能，依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亚太经合组织(APEC)、非盟等建立区域物流协作平台和对应的协同机制，聚焦口岸流程优化、单一窗口互联试点与多式联运走廊治理，结合地域特点率先将全球性规则转化为具体实践方案，开展项目化和机制化合作。

　　强化法律与规则协同对接。协同治理的关键在于规则统一和互认。以《贸易便利化协定》和《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标准框架》为核心支撑，推动各经济体规则对标、标准互认。如建立全球统一的单证数据要素与结构规范、查验与抽检规则、原产地与合规核验清单。推进“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检验结果与电子原产地证的双边或区域互认。推进国家单一窗口与跨境电子数据交换，打通舱单、放行指令与跨境支付等关键数据流，解决跨境数据流动的合规性问题。通过规则衔接与流程再造，减少重复查验与认证，缩短港口与机场边境环节时间，从根本上提高全链路可靠性并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建立全球风险共担机制。增强国际物流网络的系统韧性，亟须建立多层次的风险共担体系。建立前置性的信息共享机制，由国际海事组织、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等牵头建立全球物流风险预警平台，实时共享航道安全、港口拥堵、政策变动等关键信息，建立跨区域的事件阈值与告警联动。明确事中响应的应急协调机制，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迅速启动国际应急响应程序，统一发布权威操作指南，设立紧急舱位与靠泊额度池，协调运力、优先保障关键物资运输。制定事后补偿的金融保障机制，探索设立由国际多边开发银行与再保公司共同参与的全球供应链中断保险与周转贷，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的物流中断提供支持，帮助中小企业分摊风险，稳定市场预期。

　　推动多主体深度协同参与。现代国际物流治理须超越传统的政府间模式，形成多元共治、优势互补的治理合力。明确各国政府在国际规则标准对接、跨境基础设施投资的主体责任，为全球物流网络畅通奠定物理与制度基础。确立企业的主导地位，推动航运联盟、电商平台等领军企业将其先进运营实践和标准贡献为行业公共产品，以市场力量驱动物流网络的效率提升和标准化进程。充分发挥国际货运代理协会联合会、国际商会等非政府组织在行业规范、职业培训、纠纷调解中的专业作用，成为连接政府与企业、平衡各方利益的“黏合剂”。

（责编：田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