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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是全球贸易的主动脉。国际海上通道作为连接世界各大洲、承载全球80%以上货物贸易的核心枢纽,是大国战略竞争与力量投射的关键区域。当前,全球制海权博弈日趋复杂激烈,多极海洋力量加快崛起,正在打破长期由强国主导的海上霸权格局,其演进态势深刻影响国际安全格局与世界经济走向。 全球制海权角力呈现鲜明特征 咽喉要道、关键节点成为博弈焦点。传统制海权强调对广阔海域的绝对控制,而现代制海权角力侧重聚焦于咽喉要道、关键节点,这些节点不仅是航运的必经之路,更是全球供应链的核心枢纽。曼德海峡、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苏伊士运河等航道仍是博弈核心,霍尔木兹海峡承担全球约25%的海运石油运输,马六甲海峡承载全球25%的海运贸易及东亚多国能源命脉,曼德海峡与苏伊士运河分别承载全球10%以上的石油与10%—15%的贸易流通。近期,霍尔木兹海峡持续紧张局势,凸显出控制咽喉要道已成为制约他国经济命脉、投射自身影响力的强大战略杠杆。咽喉要道、关键节点正成为大国角力的主战场。 竞争主体日趋多元。美国将制海权视为全球霸权核心,凭借远洋舰队、海外军事基地与联盟体系维持巩固其主导优势;欧洲坐拥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在全球海上博弈中不甘落后,面对红海危机,法国、英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开始绕开北约框架,组建独立海上联合行动小组,试图恢复其在传统势力范围的海上话语权;印度等新兴海洋国家,依托不断完善的远洋投送能力、区域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以及海上经贸与基础设施合作,逐步提升在近海及国际航道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伊朗、土耳其等地区性强国,凭借近海控制能力、远程打击手段与地缘区位优势,在波斯湾、地中海等区域性海域积极争夺战略主导权;一些武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则通过无人机、反舰导弹、水雷等低成本非对称手段介入关键航道博弈,大型跨国航运企业、能源集团等市场主体也基于供应链安全自主调整航线与运力布局,成为影响海上通道实际通行状态与海权博弈走向的重要参与者,由此形成传统大国、新兴力量、区域强国、非国家行为体及市场主体多元参与、交叉博弈的复杂格局,推动海上权力结构从单极主导向多极并存的深刻转型。 竞争维度向物流与产业延伸。当代制海权竞争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军事威慑与航道安全,正向全球物流体系与产业链供应链等工业底层逻辑延伸拓展。多国围绕海上咽喉要道的控扼能力,直接转化为对国际物流时效、航运成本、贸易流向与运力分配的主导权,通过保障或阻断关键航道,影响原油、天然气、关键矿产、粮食、集装箱货物等战略物资的跨国流通效率,进而传导至船舶制造等制造业布局、港口枢纽地位、跨境贸易规则及区域产业分工格局,直接影响全球供应链安全与韧性。制海权由此从单纯的海上军事优势,演变为兼具物流主导权、供应链掌控力与产业安全话语权的综合竞争,成为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与全球产业竞争力的核心变量。 制海权博弈引发复杂风险与挑战 关键航道受阻风险持续上升,直接冲击全球供应链稳定。海上咽喉要道作为全球供应链的“生命线”,其通行安全直接决定战略物资流通效率,而制海权博弈导致的航道封锁、通行受限,将迅速导致航运成本飙升、物流周期拉长、战略物资断供,进而引发全球能源、粮食、关键矿产与制造业供应链紊乱,港口拥堵、运力短缺、订单延迟等连锁反应持续扩散,引发全球性经济波动。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梗阻”仍在持续升级发酵。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4月1日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活动近乎停滞,船舶日均通行量从2月的约130艘降至3月的仅6艘,降幅高达95%。报告预计,在中东冲突不再进一步升级的前提下,2026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速将从2025年的约4.7%放缓至1.5%—2.5%,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2.9%降至2.6%。此外,受红海和曼德海峡的“持续袭击”影响大量船舶绕行非洲好望角,直接导致了航程、时间和成本的显著增加,冲击全球供应链稳定与安全。 大国战略对峙加剧,局部冲突与误判风险增大。制海权作为地缘战略竞争的核心,已成为大国博弈的前沿阵地,多国持续增加军费或维持高水平军费支出。2025年全球军费已连续第11年攀升。其中,美国国防预算达9010亿美元,约占全球军费总额的40%;俄罗斯军费预算同比增长约30%,达13.5万亿卢布(约合1450亿美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2.55%,创下冷战结束后的新高。主要力量在关键海域的军事存在和活动部署不断加码,舰机近距离相遇与对峙等灰色地带博弈频次成倍增长,不仅容易引发小规模海上摩擦与局部武装冲突,还可能因信息沟通不足、规则边界模糊,导致战术误判迅速升级为战略对抗和地区性冲突。此外,非国家行为体的介入进一步加剧冲突风险,一旦出现误判,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地缘危机。 海洋治理机制滞后,加剧海上博弈无序性。现有海洋秩序与治理框架以传统海洋强国主导的规则体系为核心,难以适配新兴力量崛起、非国家行为体参与、非对称作战普及等新变化。西方一些国家奉行“霸权式治理”,无视国际海洋法,采取单边主义和灰色地带战术,擅自推行“航行自由行动”,加剧了海上通道的紧张局势。全球缺乏统一的航道安全协调机制,航道安全协调、危机管控、海上行为规则等领域缺乏统一权威的约束机制,各方在通行权、管辖权、安全责任等问题上的分歧难以化解。针对海盗等非国家行为体约束、海上污染、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缺乏有效的多边协同合作机制,进一步加剧海上无序与博弈失控风险。 重塑世界安全与经济格局 角力空间向极地、深海等新领域拓展。随着北极冰盖融化,北极航道通航期不断延长,相关海域战略价值凸显,主要大国围绕资源勘探、科考活动、航道开发、军事存在及规则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美国更是谋求在北极的绝对优势与资源控制。未来,围绕格陵兰岛及更广泛的北极地区的博弈态势可能会持续螺旋升级,成为大国海上博弈新焦点。同时,深海领域则因蕴藏丰富的矿产资源、油气资源及战略通道价值,成为各国争夺的另一焦点,主要大国纷纷推进深海探测器研发、深海基地建设,抢占深海资源开发与海底管线控制的主动权,进一步加剧全球制海权博弈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科技成为重塑海上竞争优势的关键变量。科技创新正从根本上改变制海权的争夺逻辑与实现路径,低成本、高智能的无人设备正在改变海战的成本结构,数万美元的无人设备可以瘫痪数亿美元的驱逐舰;星链、低轨侦查网等近地轨道卫星群实现了全球海域的实时、动态监测;AI处理海量传感器数据并进行战术辅助决策成为夺取瞬时制海权的核心优势,推动传统以大型舰艇编队、兵力规模、近海控制为主的海上竞争模式被逐步颠覆,海上作战、航道管控、态势感知、资源开发等均向无人自主、全域协同、精准高效方向转型。未来,大国围绕核心海洋技术研发、关键装备垄断、技术标准制定、数字海洋规则主导权的竞争日趋激烈,技术代差将直接转化为海上战略优势,科技实力与创新能力成为定义未来制海权归属、重构全球海洋秩序的决定性因素。 多极共治与多边合作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随着全球制海权单极时代的终结,单边主义主导海上秩序的模式已难以为继,兼顾新兴海权国家利益与全球南方国家主权诉求的多极共治模式虽进展缓慢且充满妥协,却是重塑全球海洋秩序的不可逆转潮流。无论是航道安全维护、海洋环境保护、极地与深海开发等全球性议题,还是反海盗、海上禁毒、灾害救援等共同需求,各国相互依存度持续提升,单一国家均难以独立应对复杂跨国海洋挑战,唯有多边合作,才能化解博弈分歧、降低冲突风险,实现海洋资源共享与海上秩序共建,推动全球制海权博弈向公平有序、互利共赢的方向发展。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世界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责编:田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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