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期以来，日本政界及右翼势力频繁在靖国神社参拜祭祀、合祀战犯，假借祭奠逝者之名，为军国主义“招魂”，肆意歪曲侵略历史、挑战战后国际正义秩序。2024—2025年，岸田文雄、石破茂连续在战败日供奉祭祀费，多名阁僚相继参拜；2026年东京审判80周年之际，高市早苗以首相名义供奉祭品，超百名议员集体参拜，规模为近年新高。这股历史逆流，根源可追溯至二战后的东京审判。东京审判是二战结束后极具标志性的国际司法审判，清晰判定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与战争罪行，构筑起东亚战后秩序的法理基础，也是约束日本国家行为的重要准则。但从国际法视角看，这场审判也存在一定局限，给靖国神社长期“招魂”军国主义留下可乘之机。二战结束后同盟国内部利益分化、地缘博弈加剧，直接造成东京审判对日清算不彻底，也让靖国神社这一军国主义精神载体得以残存。

　　其一，同盟国内部利益分化削弱审判清算力度。东京审判虽以清算日本战争罪行与军国主义为基本目标，但同盟国各自的诉求并不一致。美国急于主导对日占领和战后改造，为稳定占领秩序，有意回避天皇战争责任，使明治宪法下掌握军队最高统帅权的天皇未受追诉；英法更关注重返东南亚殖民地后的自身利益，对处理亚洲战争中的战犯问题态度消极；印度法官帕尔则基于反殖民主义立场，反对“白人列强对亚洲国家的审判”，甚至主张日本战犯全员无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内部的政治分歧削弱了东京审判的法律效力，为日本右翼日后攻击审判权威留下口实。

　　其二，日本国内政治博弈稀释战败责任追究。战后日本亲美保守势力着眼经济重建和对美协调，左翼力量虽主张反省，却更多诉诸和平主义和反战叙事。1946年公布的日本宪法序言将战争归为“政府行为”造成的惨祸，强调和平，却未将接受东京审判写入宪法。宫泽俊义等宪法学者又提出“八月革命说”，将战败后的宪法转型解释为所谓“日本国民取得主权的革命性胜利”，使战争责任清算被新宪法叙事冲淡。1951年以后，战犯遗属开始要求靖国神社合祀；1953年，日本将被处决或死于狱中的战犯按“法务死”处理，东京审判的罪责定论逐步遭到日本国内翻案话语侵蚀。

　　其三，占领机构内部政策分歧弱化靖国神社清算。战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围绕国家神道和靖国神社处置形成分歧：强硬派将国家神道和靖国神社视为军国主义精神温床，主张废止靖国神社并贯彻政教分离；温和派则担心全面清算宗教体系会引发民众反弹，影响占领政策推进。最终，在折中处理中，政教分离原则被写入日本宪法，靖国神社得以保留，但仍接受GHQ监管，祭祀活动受限。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为了自身利益不惜牺牲国际正义，与日本达成“私下交易”，大幅放宽战犯整肃、解除神社管控、默许旧军国主义势力复苏，动员日本旧海军人员赴朝鲜海域扫雷，占领政策转向利用日本。随着占领结束与监管终结，靖国神社开始与战犯遗属接触，为日后战犯合祀埋下祸根。

　　多重博弈之下，东京审判止步于惩处个体战犯，未能瓦解军国主义赖以存续的祭祀体系，靖国神社因此逃过彻底整治，为日后右翼借其招魂复辟留下致命漏洞。

　　第一，体系清算不彻底，神社得以留存。东京审判重个人惩办、轻体系根除，聚焦惩处日本甲级战犯、判定侵略战争性质，并未对军国主义依附的社会组织、祭祀体系与历史叙事进行彻底改造。1945年12月15日，GHQ发布《神道指令》，仅要求日本废止政教合一的国家神道，却未取缔靖国神社本体及其祭祀功能。1946年，靖国神社依据《宗教法人法》改组为“宗教法人”，保留其祭祀架构、战死者纪念与忠君叙事体系。这一战前煽动侵略、动员民众参战的侵略工具，战后假借祭奠逝者之名延续侵略史观，成为战犯合祀、历史洗白、右翼造势的“合法”阵地。

　　第二，法理衔接脱节，催生避责空间。东京审判作出的侵略定性、战犯罪责以及相关国际条约义务，始终停留在国际司法层面，未转化为日本国内法，也未从法理上界定靖国神社的军国主义属性。1951年《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日本恢复主权，仍未将东京审判的罪责定论纳入国内法。日本借机将靖国神社划为普通民间宗教法人，依托1946年《宗教法人法》第3条、第12条获得自治特权，财产、人事、祭祀内容均不受国家审查。时至今日，供奉二战战犯、歪曲侵略历史、宣扬军国主义思想等行为，仍能假借“宗教自由”之名规避国际社会的追责与批判。

　　第三，惩戒机制缺失，复辟无人约束。东京审判只是阶段性战时审判，完成战犯定罪量刑，但未建立长期司法监督与终身追责机制。面对日本篡改历史、参拜战犯等行为，国际社会缺乏有效约束与惩戒手段。1949年10月，GHQ宣布终止乙、丙级战犯审判，不再新捕战犯；1950年3月又颁布“第5号指令”，允许服刑战犯“宣誓释放”。监管空白之下，1959年4月，靖国神社率先合祀346名乙、丙级战犯；1978年10月17日，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以“昭和殉难者”名义合祀。近年来，日本政界高层、地方议员、民间右翼团体接连参拜，军国主义复辟行径愈演愈烈。

　　东京审判遗留问题，长期被日本政界与右翼势力利用，靖国神社成为其歪曲历史、复活军国主义的关键阵地，孕育了军国主义复辟的温床。此类行径持续挑战东亚和平格局、伤害受害国民众情感，撼动二战胜利成果。中国作为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害最深的国家，应立足国际法体系，将批判靖国神社问题从史实辩驳上升到法理辨析层面，多措并举遏制军国主义复辟势头。

　　坚守法理根基，锚定审判司法定论。东京审判判决及战后相关国际法文件是确认日本战争罪责、约束其国家行为的重要依据，也是战后正义秩序的重要基石。唯有强化法理话语权，才能破解日本罪责虚无化操作，封堵其洗白侵略历史的空间。第一，严守国际法理底线，维护东京审判司法定论，明确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本质和战争罪责，抵制日方片面解读、消解审判权威。第二，升级专业化法理辩驳体系，聚焦审判漏洞被滥用问题，依托国际法、日本国内法体系开展辨析，揭穿日本假借宗教自治、私人祭祀规避追责的图谋。第三，塑造法理权威话语体系，依托智库、学术与对外传播渠道，梳理东京审判定罪依据与责任边界，压缩历史修正主义的国际生存空间。

　　剖析法治漏洞，拆解避责制度体系。日本利用东京审判遗留的法律空白，通过《宗教法人法》包装、政教分离原则虚化执行、司法审查不作为等操作，使军国主义祭祀行为逃避惩戒，规避战后国际追责。第一，辨析法治缺陷，聚焦日本《宗教法人法》特权漏洞、政教分离原则执行缺位等问题，从法理层面明确靖国神社的军国主义属性，论证战犯合祀、公职政客参拜的违宪性与违法性，破除宗教自由伪装。第二，依托司法实例揭露制度弊病，梳理各国战争受害者维权诉讼案例，曝光日本司法系统回避战争罪责核查的不作为。第三，构建法理制衡体系，直击东京审判法律衔接短板，持续对外发声，促使日本完善国内法治、正视战后责任，斩断其依托法律漏洞宣扬军国主义的路径。

　　健全监督机制，补齐司法监管短板。东京审判仅完成战后初期战犯定罪工作，缺乏长期动态监管与终身追责机制，使战犯合祀、政客参拜、歪曲历史等行为长期处于监管盲区。一方面，构建长效司法监督机制，对标纽伦堡审判的监管体系，依托现有国际法框架，建立战后秩序常态化核查机制，重点紧盯靖国神社战犯合祀、高层参拜等突破审判定论的违规行为。另一方面，强化国际法刚性追责效力，以东京审判判决为核心依据，明确日本战后履约的长期性、强制性，界定其篡改审判结论、美化战争战犯的违规属性。此外，通过常态化监督、刚性化约束、制度化纠错，阻断日本军国主义借监管空白复辟的路径，捍卫二战反法西斯胜利成果。

（责编：田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