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于2026年7月31日正式挂牌成立“国家情报局”，同一天，“国家情报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这标志着日本战后最大的情报体系升级迈出危险一步。8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国家情报局局长原和也单独会面七次，表明新情报机制正高速运转。然而这还只是第一步，按照既定规划，日本接下来还将采取成立专门的对外情报机构、制定“间谍防止法”、出台《国家情报战略》等一系列举措，实施所谓情报体系“改革”。这场看似机构调整的变革，将催生地区安全新变量。一系列举措的背后是借情报能力建设为幌子，服务右翼保守势力扩张国家政治与安全影响力的野心，与战后日本选择的和平发展路径严重背离，相关动向值得高度警惕。

　　日本此次强化情报体系呈现以下几方面特点。一是首相直接推动，反映日本右翼保守势力长期诉求。强化国家情报能力是高市的一贯主张，在其2024年的著述中，高市就曾将情报能力列为综合国力的一大要素，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提出将设立“国家情报局”、制定“间谍防止法”等写入选举公约，2025年10月甫一上任，即指示官房长官协调创立国家情报局，作为指挥国内外情报活动的“司令部”。自民党的执政盟友日本维新会，政治立场更趋右倾保守，大力支持高市的情报体系升级构想，并把创设国家情报局等写入联合执政协议中。高市强力推动国家情报局和国家情报会议落地后，日本最大的右翼组织“日本会议”的会长对此大加赞赏，称高市首相发挥了“强力领导”。

　　二是落地速度前所未有，反映日本社会正义牵制力量减弱。强化日本情报体系的政治动议始于前首相安倍晋三第一任期的2006年，因安倍仓促下台而中途夭折。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后，也曾尝试再度推动情报体系升级，并制定《特定秘密保护法》作为铺垫，但因当时强行通过该法及解禁集体自卫权等引起民众强烈反对，导致支持率严重下降，这使其意识到实现情报体系升级的民意门槛太高而未敢妄动。此次高市上台刚过半年就通过相关立法，并迅速建立机制、成立机构，日本社会虽然仍有意见表示反对和担忧，但并没有对高市政权支持率造成严重打击，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于强化情报体系的抵触已遭明显削弱。

　　三是实现情报管理集约化，迈出“情报强国”重要一步。成立国家情报局之前，日本政府的情报收集工作分散在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各部门，其中最主要的情报机构是内阁情报调查室（以下简称内调），但该机构级别不高，且没有汇总各部门情报并上报的明确权限。此次新设的国家情报局，就是在内调基础上升格成立的，其主要职能就是综合协调各省厅的情报活动，并向各省厅提出情报需求，以打破部门间各自为政的情报体系割裂现状，提升一体化情报分析能力。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与国家安全保障局同等级别，直接为首相的安全和外交等决策提供情报支撑，成为首相的“情报大脑”。

　　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情报体系升级，既来源于日本右翼势力的大国诉求，也服务于日本政府当前的国家战略，具体有三方面主要动因。第一，妄图全面摆脱战后体制束缚，强化中央集权。战后日本民主化和去军事化的重要方向是权力分散化，作为瓦解旧有集权架构变革的一部分，曾经服务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情报机构被拆解。近年来，随着日本政治右倾化加速演进，战后民主化变革所确立的政治体制，被日本保守势力视作日本谋求所谓正常国家身份的主要阻碍。因此，强化中央集权、集中首相行政权力，成为保守政权体制调整的核心目标。安倍执政期间，通过设立内阁人事局等举措，强化了首相官邸对日本官僚体系的统筹管控能力。高市政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权力集中，战后首次搭建起中央集权化的国家级情报机构，落地了右翼保守势力长期以来的政治诉求。第二，对标情报强国，打造日本国家级专职对外情报机构。在日本保守势力看来，强大情报机构是大国标配，要提高情报能力，必须建立具有对外情报职能的专门机构。单纯从情报集约管理的角度看，安倍时期成立的国家安全保障局完全可以承担该职能，但要开展对外情报相关的人力情报活动，则需要专门的情报机构，而该机构无法归口到国家安全保障局。因此，日本便新设立国家情报局，并拟在其之下设立“对外情报厅”之类的专门机构，开展对外人力情报活动。第三，服务国家安全战略，谋求跻身西方核心情报合作体系。近年来，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日渐强化。军事上，以强化美日同盟和发展进攻性武力为主要手段增强威慑力；外交上，塑造并推动阵营化对抗，增加日本在美西方阵营的影响力。高市政权开启的情报体系变革正是从上述两个维度服务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手段。日本战略界长期希望深化对接美、英、加、澳、新五国组建的“五眼联盟”（美英加澳新情报共享机制，是冷战形成、全球协作程度最高的多边情报合作体系）。但因为日本自身情报能力弱、失密风险大，难以成为“五眼联盟”对等合作对象。若高市政权的情报体系变革顺利落地，日本依托专职对外情报部门与完善的反间谍立法补齐能力短板，将一定程度提升自身情报合作资质与适配度，有望获得“五眼联盟”的认可与接纳，跻身该情报合作机制，进而高效获取前沿军事情报资源，提升日本在西方安全合作体系中的层级与话语权。

　　尽管受制于客观条件，高市政权妄图强化情报体系或难以达成目的，但这一过程所产生的现实危害仍需引起高度警惕。首先，这些变革会恶化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加速政治右倾化。强化情报体系服务于日本更具对抗性、进攻性的国家战略，必将强化情报机构对日本社会和舆论的监视与控制，削弱社会正义力量对右翼政权和政策的批评和监督。同时，还将大幅强化以首相官邸为核心的行政权，使得首相拥有更多资源和手段排除异己、打压反对势力，战后确立的“文官统治”、国会制衡等约束机制将被大幅削弱，甚至失效，这将极大助长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气焰。此外，新设情报机构强化对在日外国人的监控，将进一步助长日本国内的排外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

　　其次，背弃和平道路，日本的国家走向更加危险。强化和整合情报机构将使日本大幅拓展对外情报触角，开展情报活动具有更强的主动性和进攻性，对于其重点防范和敌视的国家将具有更强的对抗性和威胁性。这与发展进攻性武力等举措一起，构成了对战后日本标榜的“专守防卫”政策的进一步突破，限制日本发展战力的和平宪法将被进一步掏空。尤其是在历史修正主义盛行背景下，日本更难吸取历史教训，加上“只报对己方有利的情报”这一战前旧习如若延续，将推升日本走上更具危险性的错误道路的风险。最后，加剧国际对抗，恶化地区安全环境。战后对日本处置存在不充分之处，导致日本同周边多个邻国均存在历史问题与领土争议。高市政权无意积极推动历史和解、通过协商化解争端，反而持续炒作中国、朝鲜、俄罗斯等方面的所谓安全威胁，以此为强化情报体系等国内保守政治议程制造正当性。为了推动制定“间谍防止法”，高市曾说，日本应当拥有抓捕间谍并用于“换谍”的手段。这种强硬的对抗姿态，势必加剧日本与邻国间的关系紧张，推升民间对立情绪，使地区和国际局势更加复杂。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涉外法治与安全研究所所长）

（责编：田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