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以空前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扩展，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各国繁荣进步提供了重要动力。与此同时，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带来了生产过剩、发展失衡、金融动荡等问题，既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不适应性空前凸显。伴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以及自身治理困境难度的加剧，部分西方国家从经济全球化的“旗手”转变为反全球化的“先锋”，通过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常运转，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是经济全球化的支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沿着世界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2023年12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明确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以此破解阻碍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难题。2024年11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要“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方向”“携手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惠及不同国家、不同群体”。[1]这一重要论述既进一步阐述了推动普惠包容经济全球化的中国主张，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国际合作共赢指明正确方向，也向学术界提出了一个新的重大课题：如何认识普惠包容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求和核心要义？又该如何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本文旨在研究阐释普惠包容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求、核心要义和推动路径，以期更好把握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及其实践，全面彰显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与作用。

　　一  推动普惠包容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求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世界历史演进的客观规律。当前，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经济全球化来到了一个重要十字路口，机遇与挑战并存，动力与阻力同在。推动普惠包容经济全球化，是破除世界经济现实困境的迫切需求，是顺应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正确选择，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抉择，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指向。

　　（一）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是破解世界经济现实困境的迫切需要

　　冷战结束后，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推动下，世界经济一度呈现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带来了科技创新突破、物质财富增加、联系交流增强等正向效应。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阻碍发展、消解进步的一系列问题。

　　第一，国家间和群体间的发展失衡空前加剧。从国家间视角看，发达国家通过掌握高附加值的产业实现持续积累，而发展中国家因产业结构单一和基础薄弱陷入“贫困性”增长和“逐底式”发展的困境，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和财富分配呈现两极分化。从群体间视角看，不少国家的中产阶级面临就业竞争与收入下滑的困境，而且“在社会政治议程中要求获得更多利益的能力也在逐步下降”。[2]第二，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日益高涨。由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国际社会开展经贸合作的意愿显著下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据统计，“2019年，各国实施的贸易限制不到1000项；2022年，这一数字激增至近3000项”。[3]保护主义的扩散蔓延，一方面阻碍了世界市场的一体化进程，抬升了各国国际合作的成本，损害了世界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另一方面也引发国际贸易摩擦和地缘局势紧张，削弱了全球经济治理所必需的互信与共识。第三，世界经济的封闭性和碎片化愈发凸显。近年来，个别国家为维系经济霸权，以“去风险”为名大搞“脱钩断链”“小院高墙”，导致世界经济联系割裂、全球要素资源错配、科技创新突破受阻。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国家通过“抱团取暖”方式推进区域合作，在区域内部高度一体化的同时针对区域外经济体筑高壁垒，不利于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和治理体制的相互衔接。

　　上述问题迫切需要新的经济全球化方案加以破解，“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正是对世界经济复杂现实的深刻把握和系统回应。

　　（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是顺应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正确选择

　　当前经济全球化出现的种种问题，究其根源在于既有经济全球化模式的弊病，尤其是“内部分工固化、机制僵硬，难于容纳结构内部各成员的角色转换与地位提升”。[4]

　　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以资本为内在驱动，通过工业革命和对外扩张建构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果。在这一进程中，西方国家由于现代化的先发优势主导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规则构建和价值取向，而广大非西方国家则被迫以市场开放、资源让渡的方式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整个世界呈现为“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的国际等级秩序。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凭借经济全球化强大的扩张性、渗透性和同质性，将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纳入其统治范围之内，进一步强化其对非西方世界的资源汲取和矛盾转移能力。

　　自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因内部治理危机与长期过度扩张而呈现相对衰退的态势，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依靠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实现了群体性崛起。“一降一升”推动国际力量对比出现重大历史性变化。以经济总量为例，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七国集团（G7）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全球占比，由2000年的65.3%降至2023年的44.6%。与之相对比，“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过去20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过去4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占比从24%增至40%以上”。[5]然而，力量对比的变化并没有反映到世界秩序的合理调整之中，西方国家仍竭力维护其主导地位，通过非中性规则继续攫取垄断性收益，并对可能挑战其霸权地位的新兴大国实施遏制与打压。在这一背景下，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模式的固有缺陷愈加凸显，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成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诉求和普遍意志。

　　（三）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抉择

　　对外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通过积极融入世界、主动参与竞争，激发了自身的经济活力和创新潜力，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崭新局面，也推动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革。从兴办经济特区到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城市开放，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从“引起来”到“走出去”，中国逐步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使得中国经济在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动和合作共赢中得以发展壮大。经过四十多年的持续努力，中国的货物贸易规模已经稳居世界第一，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规模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构建起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不仅如此，中国坚持以开放促改革，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面深化改革，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更趋成熟。

　　然而，随着世界形势的复杂变化与国际竞争的持续加剧，中国在对外开放中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矛盾与短板，如贸易规模虽大但核心竞争力不足，国际经贸规则和话语权相对缺失，开放带来的安全风险不断增加等。破解这些问题必须站在全球视野的高度，以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牵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统筹协调和互补转化塑造自身发展新优势，更好地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在开放环境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更加强劲的动能。

　　（四）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指向

　　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世界经济领域的具体呈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6]这一理念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全球化模式中以西方国家为中心、以发展中国家为边缘的等级结构，赋予经济全球化新的价值目标与规范指引。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以更公平、更包容、更可持续的全球化模式为载体，强调消除国家间的结构性失衡与制度性不公，致力于实现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全球合作的开放性以及发展成果的共享性，促使经济全球化成为一种真正服务于全人类福祉的机制安排。在其指引下，新时代的中国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凭借“世界工厂”的优势持续向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制造业产品，主动扩大进口为世界各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提供动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搭建世界上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发起全球发展倡议助力世界各国共同实现现代化，走出了一条共谋发展、共促繁荣、共享未来之路。

　　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旨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从维护世界贸易组织的地位作用到改革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份额和投票权，从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提质增效到引领二十国集团转型升级，中国以建设性和负责任的态度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作出重要贡献。质言之，中国以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重要面向，通过增长机遇的共享和治理体系的完善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基。

　　二  普惠包容经济全球化的核心要义

　　面对世界经济的进与退，中国共产党正确把握人类发展演进的客观规律，顺应国际社会追求共同发展的普遍诉求，倡导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以开放为基本前提、以多元为主要特征、以共赢为内在要求、以均衡为必要条件，形成了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这不仅是对新时代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战略的高度概括，更是对当代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创新拓展。

　　（一）开放是普惠包容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前提

　　开放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就是世界各国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动力和要求下冲破各种束缚阻碍从地域史、民族史走向全球史的过程。只有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前进方向，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一国才能提高经济效率、实现国富民强。当然，经济全球化并非一路凯歌行进，其也曾遭遇过不少逆风和回头浪。然而，历史地看，这些都没有阻止经济全球化继续向前的步伐。伴随着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对外开放又会成为各国的战略选择，从而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地缘政治矛盾和意识形态之争会在一定时间内、一定程度上改变经济全球化的范围、形式和侧重点，但不可能改变基于分工合作、比较优势和福利最大化的国际经济交往与合作。”[7]因此，开放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条件，也是推动普惠包容全球化的逻辑起点。

　　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不仅以开放作为基础条件，更倡导一种高水平的开放形态。这种开放需要具备广泛性、平等性与安全性等特征。第一，广泛性意味着开放不能局限于特定区域或特定国家，而应覆盖全球范围内的所有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要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和“伪多边主义”，以广泛开放实现全球资源、技术和市场的互联互通，使所有国家都能充分地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第二，平等性是普惠包容经济全球化所倡导的开放的核心要求。在传统全球化模式下，开放往往伴随着强国主导下的“单向开放”，即发展中国家被迫向发达国家开放市场和资源，而发达国家则通过技术壁垒、非关税措施和知识产权保护限制对等开放。这种不平等的开放模式导致全球化的成果分配严重失衡。普惠包容的开放应当以平等互利为基础，建立更加公平的国际贸易规则和投资环境，消除不同经济体对等开放的制度性障碍。最后，安全性是保障全球开放合作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一国的开放不能以牺牲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尊严为代价，国家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必须有效地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处理好独立自主与对外合作之间的关系，确保开放的安全性与可持续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安全并不是开放的对立面，而是开放得以长期稳定推进的重要保障。总之，将开放作为普惠包容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前提，既具有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也是破解当代经济全球化困境的现实要求。

　　（二）多元是普惠包容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

　　多元性是全球化的内在属性，也是普惠包容经济全球化区别于传统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征。经济全球化不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的经济活动，而是各国各民族共同参与的历史进程，每个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权利都应该被尊重，每个国家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努力都需要得到肯定。然而，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往往忽视甚至压制多样性，将经济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认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就是西方将自身的制度模式和价值观念单向输出的过程，试图以同质化的巨大漩涡将非西方国家裹挟到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然而，这种居高临下和自以为是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在对外传播过程中面临严重不适，不是因他者为维护自身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而遭遇激烈抵抗，就是一些国家因不顾国情简单复制其模式而陷入经济停滞、政治冲突和社会动荡之中。

　　普惠包容经济全球化以尊重差异性和适应多样化为基本原则，倡导各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在相互尊重和彼此合作中激发各自比较优势，并为全球治理提供多样化的解决方案。具体来说，这一多元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第一，多元文化观念的相互尊重。传统经济全球化模式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价值基石，试图通过强势文化输出与制度渗透塑造单一化的全球化话语体系。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则主张承认并尊重不同文明的独特价值和重要作用。习近平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8]第二，多元发展模式的包容共存。各国在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制度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每个国家都应该探索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实现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在彼此尊重中共同发展、在求同存异中合作共赢。第三，多元治理结构的改革完善。多元性还要求建立开放、包容的治理结构。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日益严重，使得治理过程成为少数国家或集团自我意志的伸张。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全球治理体系必须更多元、更公平地反映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总之，对多元性的坚守有助于摆脱西方“同质化”思维的束缚，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更强的灵活性和适应力，为国际经济合作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

　　（三）共赢是普惠包容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

　　共赢是经济全球化的价值追求，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模式遵从的是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逻辑，不仅通过不平等经济分工、规则特权和观念渗透使得全球财富严重向少数国家和群体集中，而且还将其自身在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中出现的问题不断转嫁给外部世界，使得既有的经济全球化成为一种掠夺性的资源分配机制。然而，“世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上”。[9]不仅如此，在各国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任何一方的利益损失都可能通过复杂的机制传导出去，从而对原本获利一方造成负面影响，甚至危及世界经济体系的整体稳定。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10]因此，共赢理念不仅是世界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条件，更是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中国主张经济全球化应该是共赢的，即“推动形成有利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的全球化，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繁荣”。[11]具体而言，第一，顺应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诉求。在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结构性弱势地位，其声音和诉求常常被“选择性忽视”。对此，习近平指出每个国家都有发展权利，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12]第二，缓解国家之间和各国内部的发展差距。在国际层面，要着重解决发展中国家在贫穷饥饿、基础设施、技术发展、人才供给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弥合日益扩大的南北鸿沟。在国内层面，一国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既要讲求效率也要注重公平，要“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13]第三，加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通过二者的合作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和机会共享，一起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比如，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资金、技术和就业机会，也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对外投资和市场拓展的可能性。总之，以共赢为导向的普惠包容经济全球化要求国际社会跳脱单边主义的局限，迈向多边主义合作框架，从利益独占走向利益共享，既尊重发达国家的实际贡献和合理诉求，也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与发展权利，形成各方都参与和受益的“正和博弈”。

　　（四）均衡是普惠包容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条件

　　均衡是经济全球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也是普惠包容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条件。然而，经济全球化天然容易产生分化。由于自然禀赋、发展基础、外部条件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的国家和群体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占据不同位置、发挥不同作用，因而必然获得不同的国际分工收益。更重要的是，在西方主导和资本驱动的经济全球化模式支配下，不同国家、区域、群体的发展失衡进一步凸显，滋生出日益加剧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从而冲击着世界经济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因此，要兼顾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实际，将南北差距缩小至合理区间，保持全球发展的动态平衡，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14]

　　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关键要实现以下关系的均衡。第一，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推动经济增长必须坚持效率导向，通过技术进步、要素配置和合理分工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但是，这往往会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既有违社会公平正义原则也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效率。因此，必须通过政府的有效调控实现经济又快又公平的增长。第二，技术与就业的平衡。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的突破将极大提高生产力水平，创造更多的社会物质财富。然而，每一轮的科技创新都可能对传统行业形成剧烈冲击，从而导致大量人群失业。只有坚持科技向善的正确导向，才能既全面拥抱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又有效缓解科技发展对特定行业和群体的冲击，使发展既充分又平衡。第三，权利与责任的平衡。权利与责任的匹配是社会秩序运行的基本原则。然而，作为理性人的国家和群体往往从自利动机出发，倾向于享受权利而让他者承担责任。比如，在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一方面控制着全球经济治理的规则特权，享受着超额垄断利润；另一方面又拒绝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在公共产品供给上不断后撤，加剧了全球治理失灵。因此，必须通过有效制度安排确保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现权利与责任的相对均衡。第四，人与自然的平衡。传统全球化模式以高能耗、高排放为代价推动经济增长，使得生态危机愈演愈烈，也危及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倡导绿色发展，推动经济增长从资源消耗型向绿色低碳型转变，要求不仅关注当下经济利益，更要关注环境代际公平，确保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推动经济全球化走向绿色、低碳和可持续的未来。

　　三  推动普惠包容经济全球化的实践路径

　　“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是中国为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深邃思考，也是中国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行动指南，为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新阶段提供了根本遵循。从实践层面看，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需要创新驱动世界经济强劲增长、变革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以人为本推动解决全球发展失衡、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增长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必须坚持创新驱动，激发世界经济增长的活力，为各国发展提供新的机遇与空间。

　　第一，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驱动的核心在于加大基础性、前沿性领域的科技突破，并与产业进行深度融合和有效转化，推动产业链延伸和价值链升级，积极发展技术密集型和高附加值产业。当前，世界经济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进程不断加快，为经济全球化再度加速蓄积了强劲动能。各国应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历史契机，聚焦数字经济、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化与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合作，推动技术成果的转化与应用，不断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传统产业也应抓住数字化时代的契机，依托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实现生产流程优化和资源利用效率提升。这种以创新为主导的科技突破和产业优化将为实现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提供坚实基础。

　　第二，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创新合作体系。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不可能由单一国家主导完成。创新的专业化和复杂性要求各国加强创新合作，实现各类创新要素的积极整合。一方面，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应探索设立联合实验室、技术联盟和创新合作平台，促进数字技术、清洁能源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跨国研发合作。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应倡导技术开放，推动知识和技术的全球流动。既要鼓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先进技术和经验，推动技术红利惠及全球；也要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以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加强在基础研发、技术发明、产业运用等方面的合作，努力打造全球创新发展的策源地和增长极。

　　（二）坚持与时俱进，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不公正、不合理、不高效问题愈发凸显，迫切需要通过变革治理体系为建设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提供制度支撑。

　　第一，重塑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世界贸易组织是促进全球自由贸易的关键机构，是确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的重要保障。然而，当前的世界贸易组织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部分国家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寻求构建区域性高标准自由贸易规则的另起炉灶之举使其权威性受到冲击；另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基本陷入“瘫痪”，严重削弱了多边贸易体系的公信力。因此，必须恢复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常运转，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相关谈判，重塑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全球贸易秩序。同时，要深化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增强多边贸易体制的包容性和有效性，加强对数字贸易、电子商务等新兴贸易形态的监管与规范，提升其适应全球贸易新态势的能力，为国际贸易提供可靠保障。

　　第二，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都离不开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公正与有效。面对全球南方的骤然壮大，现有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还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适应性变革。同时，大量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面临巨大资金缺口，难以获得足够的国际融资支持。因此，应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的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使其适应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并着力提高机构的透明度和运行效率，更好地服务于世界各国的融资需求。此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兴国际金融机构需要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融资选择，促进全球金融体系的多元化与平衡发展。

　　第三，加强新兴领域全球经济治理。当前，数字经济、网络空间、绿色发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前沿。然而，这些领域尚未建立规范合理、普遍认可的治理规则，极易导致其各自为政、野蛮生长。因此，推动建立新兴领域的经济治理规则必要且迫切。一方面，国际社会需要共同探索建立促进创新与风险防范并重的新型治理框架，深入研究新兴领域的技术特性、发展趋势及潜在风险，制定既能促进技术创新又能有效防范风险、保护公共利益的治理规则；另一方面，为提高新兴领域治理规则的制定与实施效率，应优化规则谈判机制，简化提案、审议和表决流程，缩短规则制定周期，提升治理效率，确保新兴领域治理规则能够及时回应全球经济发展的需求。

　　（三）坚持以人为本，推动解决全球发展失衡

　　面对日益加剧的全球发展失衡，中国主张“走以人为本、发展更加平衡、机会更加均等的经济全球化之路，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发展成果”。[15]这一主张需要有效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实践加以落地。

　　第一，积极培育包容普惠的国内发展环境。在国内层面，坚持以人为本意味着各国政府要坚持在经济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通过提供更加均等的发展机会和更为有效的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共同富裕。具体而言，一是加强收入分配调节，减少贫富差距。完善税收制度，通过优化调整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等方式实现更为公平的财富分配。强化财政支出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倾斜力度，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机会和资源。二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社会兜底功能。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通过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的进一步普及，确保弱势群体在经济波动中的基本生活质量。三是培育包容性经济增长模式，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加强对经济社会落后地区的政策支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产业引导政策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推进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产业发展，提升农村经济活力与竞争力。

　　第二，着力克服日益加剧的全球发展赤字。在国际层面，坚持以人为本意味着要着重解决世界经济运行中的不公问题，促进各国平衡充分发展。一是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发展议程置于国际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强化发展合作战略对接，通过双边和多边援助渠道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二是完善全球资源配置机制。设立全球发展基金，建立全球技术共享与普惠机制，有效推动资本、技术和市场等向发展中国家倾斜，促进国际资源分配的再平衡。三是拓宽全球发展合作的渠道平台。充分发挥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世界卫生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在促进全球发展方面的作用，建设和完善在反贫困、粮食安全、减灾防灾、气候变化、卫生健康等领域的多边机制，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四）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既是实现普惠包容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路径，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实践。在当前国际格局深刻调整与全球挑战不断增加的背景下，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体现了中国对高质量发展的自觉追求，更彰显了中国促进全球共赢发展的责任担当。

　　第一，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制度型开放就是通过建立更加开放的制度和推进制度之间的对接和协调来寻求新的全球制度均衡。”[16]推动制度型开放是中国增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重要路径。[17]与传统要素型开放相比，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加注重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层面的深度对接。一方面，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特别是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和环境标准等关键领域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机制安排，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需要深化贸易投资体制改革，完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的制度支撑，特别是在贸易便利化和跨境电商规则上加快推进与国际标准接轨。同时，优化外商投资管理机制，引导外资更多投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质量服务行业。

　　第二，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安全开放能力水平。当前，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中国的开放合作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把握好扩大开放的力度、速度和程度，以开放增实力防风险，炼就金刚不坏之身”。[18]要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和核心环节实现自主可控，牢牢掌握高质量发展主导权；要健全反干涉、反制裁、反“长臂管辖”机制，丰富针对外部势力精准制裁与打击的工具箱，有效维护国家和有关法人的正当权益；要提升开放监管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匹配的风险防控体系，提升对开放的自主驾驭能力，动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第三，坚持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中国与世界合作共赢。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程充分表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孤芳自赏，更不追求霸凌霸道，而是希望在平等、互信和开放的国际环境中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通过国际经贸领域的扎实合作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步步从愿景转变为现实。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反对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完善，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力和利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得到更好维护；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合作，促成更多双边和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贸格局；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实现中国和参与国家的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在减少贫困、绿色转型、气候治理、公共卫生等领域提供更多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进一步彰显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

　　（作者刘世强系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永林钇系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