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来源于精神生产过程的发展诉求

　　在社会生产中，物质生产奠定精神生产相对独立存在的现实基础，而精神生产体现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感性活动。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精神生产过程中实现精神文明的跃迁，不断形塑和丰富自我的精神世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最基本的生产劳动形态表现为人类出于一种求生本能的物质生产，“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3]。通过物质生产的劳动实践，人们逐渐地发展出由意识、情感、语言、想象和审美所构成的精神世界，以精神要素激发物质生产有序开展的主体自觉，开始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并且以“美的规律”来创造性地认识和改变世界，蕴藏着精神生产得以相对独立存在的现实动因。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4]随着生产方式变革及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入，精神生产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逐渐地从整个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人的精神世界摆脱纯粹的劳动意识范畴，而“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5],在阶级社会内部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具有独立意义的精神生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成为雇佣性的资本增殖活动，以精神交往关系物象化为表征的精神世界更多地被物欲主义所占据。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到了扬弃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消失之后，精神生产作为“自由有意识的人类活动”才能得到完全体现，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直至获得思想解放的“理想意图”才能得以完全实现。

　　（二）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彰显了美好精神生活的实践指向

　　人的全面发展涵盖着人的需要、人的社会关系等方面获得充分、和谐与自由的发展，是人对美好精神生活的追求不断得以实现，从而完成超越自我、实现自我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既要求具备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以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又要求获得精神需要的满足而丰富精神世界。也就是说，物质需要的满足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基础，精神需要的满足为体力和智力的发展提供内在精神动力，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衡量标尺。相较于其他一切动物只是具有适应世界的生存本能，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过程中始终具有丰富精神世界的实践要求，人的精神世界越是丰富充盈，越能凸显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类本质。恩格斯指出，“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6]。随着物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在物质需要得到基本保障之后，人的需要结构层次必然实现从物质需要为主到更加向往美好精神生活的跃迁，保证精神层面的智力获得充分和自由的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生活需要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关键不在于精神产品数量的多寡，而在于精神产品质量的提升，和为人的精神交往、精神享受创造的良好社会环境。因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主要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过程中获得满足，社会交往关系的发展决定了人的全面发展的限度。也就是说，“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7]。因此，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动力来源不仅仅在于人的“现实联系”的发展，而且受到由人的“观念联系”所构成的精神世界得以丰富充盈程度的影响和制约。 

　　（三）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反映了人的主体性的自我确证

　　在唯物史观的语境中，“精神”作为与物质相对应的哲学范畴，意指能动反映社会存在的人类意识活动及其成果与内容的总称，主要包含人的思维、意识、观念与心理，是在实践内化基础上体现人的主体性的一种自我确证。“精神”这个概念在古代汉语中的最早出处可追溯至《庄子·刻意》一文，其中指出：“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极，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化育万物，不可为象。”在这里，“精神”主要是指一种超乎于自然而存在的力量。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精神”话语来看，对其内涵的界定存在“一词多义”性的表征。它既指一个人的精气与元神或神情意态，也反映事物的精髓所在或者表现为内在文化力量的彰显。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曾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精神就是本身包含着感觉确定性、知觉和知性的一般意识。反之，当精神停留于另一分析环节，认为它的对象是它的自为存在时，精神就是自我意识”[8]。由此可知，黑格尔语境中的“精神”是对意识作为逻辑先在的阐释，亦即意识与自我意识的统一体，具体表现为从对象意识到自我意识，内在精神外化为法权、道德和伦理而返回自身，具有自觉性、超越性等显著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关于精神发展过程的辩证内核作了批判性重构，着重强调“‘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9],并且把对精神世界的审视置于大工业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在世界历史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考察人的精神力量呈现，着眼于反映和揭示人的主体性进行自我确证的过程及其样态呈现。

　　（四）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蕴含着人的现代化的实现形式

　　一般而言，“精神世界”主要是指建构在自然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基础上，反映人的心理认知、道德观念、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理想信念等多个精神层次共同呈现的整体性精神面貌，并且通过自组织的有机调节而形成相对稳定的精神状态。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之中的“人民”是一个集合概念，人民性是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首要特征。“人民”这一概念既彰显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也涵盖了个体、社会、民族与国家等现代化主体。新时代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意味着在推动社会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人民的精神生产、精神交往、精神需要等方面被深深打上时代烙印，呈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10],体现着新时代不断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基本形式。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因蕴含着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基本路径而具有双重规定性。一方面，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旨在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引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协同发展，反映了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本向度与文明逻辑，有助于破解西方现代化所造成的人的精神世界贫乏的“资本迷思”，有助于塑造当代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将凝聚人民内在精神力量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力量；另一方面，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围绕新时代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历史使命而展开，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而实现人民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动人民在共同的道德观念、价值理念和理想信念上紧密团结，具体体现为人民对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美好精神生活需求的日益满足。

　　二、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结构表征

　　“精神”之所以构成“人民精神世界”，在于其具有内在的结构层次。现代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全球化、网络化与智能化变革，推动自由时间结构嬗变的同时，也改变着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空间境遇。人的“精神”看似是无形的存在之物而不占有物理空间，但人的精神力量在自然空间、社会空间中却是以理论形式、制度形态体现着文化空间的存在。因此，作为促进人的现代化的实践活动，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存在于由人的社会时间与社会关系构成的时空结构之中，它不仅表征着道德观念、价值理念和理想信念等内容结构的实践性演化，而且在个体与社会、国家之间形成精神力量现实性转化的主体结构。

　　（一）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之于时空结构的历史性生成

　　时间与空间具有促进人的现代化的本体论意蕴，呈现出对精神世界进行建构的积极意义。马克思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11]。一方面，时间标定了“人的生命的尺度”；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有限的自然时间内充分彰显和展开其生命活动样态，反映了时间的社会属性。马克思从社会时间中区分出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将其作为人民精神世界存在与发展的基本结构，把自由时间划分为“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12]等层次。人只有在自由时间中才能为丰富“自我”与“他者”的精神世界创造条件。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比例关系是衡量人民精神世界发展的文明标尺，因而在不同时间层次中进行精神生产所塑造的人的精神世界存在着结构性差异。从现代化发展进程来看，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呈现出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化因素交织共存的现代化建构图景。现代化的狂飙突进反映其具有“时空压缩”的特征，日益改变着人民精神世界得以丰富的空间境遇。文化空间是具有共同历史记忆的文化主体进行文化实践与交往的现实场域，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空间向度规定了精神力量对人的濡化作用的边界。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隐喻的便是语言、思维、文化与风俗等精神要素生成与存在的自然空间，体现了自然空间对文化空间的物质承载及其地域性差异。一定的文化空间为社会制度创新提供文化土壤与精神滋养，并反映着人的社会关系空间化的差序格局。习近平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13]。这一重要论述既阐明“第二个结合”同构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也在时空结构上提出了“古今中外”相互贯通的命题，内蕴了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方法论意义。

　　（二）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之于内容结构的实践性演化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在内容结构上表现为人的心理认知、道德观念、审美情趣、价值理念和理想信念的现代化发展，但这一发展并不具有“自然而然”的发生逻辑。恩格斯指出：“人是唯一能够挣脱纯粹动物状态的动物—他的正常状态是一种同他的意识相适应的状态，是需要他自己来创造的状态。”[14]从这一论述来看，人的全面发展或人的现代化应当是与其心理、观念、语言、思维发展相适应的状态，是在劳动实践中发挥主体的创造力而丰富精神世界的过程。心理认知构成人类精神世界最为初级的感性层次，它主要包括人的欲求、情绪与情感以及意志力、判断力、理解力等方面，并伴随着劳动分工的发展而使人们形成多元的社会交往关系，其道德观念逐渐由“心”而生，涵盖宗教、传统、习惯、风俗和礼仪等方面。劳动实践对人的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不断形塑，推动着人类逐渐按照“美的规律”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生成人类独有的审美情趣。这种审美情趣不仅反映人对于精神生活的质量要求，而且以艺术创造形式描绘社会现实与抒发内心情感，凸显心灵世界上升为意义世界的行进节律。作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核心层次，价值理念对人的社会关系起到规范与调节的作用，构成了评判是非曲直的基本准则，直接影响着人们崇高理想信念的追求和确立。理想信念表征着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意义达成之维，把超越现实、实现自我价值作为实践与认识的应然追求，探寻人之为人的存在意义。质言之，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心灵世界与意义世界有机统一的动态过程及其样态呈现，其中的心理认知、道德观念、审美情趣、价值理念和理想信念等结构性要素构成一个层层递进、相辅相成的“过程集合体”，在劳动实践中遵循人的现代化的发展规律而持续演化。

　　（三）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之于主体结构的现实性转化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表征着“现实的人”对美好精神生活需要状况的集中反映，它“谋求的是人的需要的丰富性，是对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的需要”[15]。作为丰富精神世界的样态呈现及其转化的现代化主体，人民既指涉“个体”精神世界的品格，又涵盖着活跃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国家或社会中的“现实的人”，彰显着“共同体”精神世界的特质。把握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结构表征及内含精神力量的现实性转化，应当从个体与社会、国家所形成的现代化主体结构中予以分析。不同的现代化主体对“自我”或“他者”精神世界的建构与要求存在着差异，但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相互转化。习近平指出，“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6]。人民精神世界的丰富、精神力量的增强，直接影响国家与民族精神世界的建构，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决定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状况。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要求社会成员养成理性平和、自尊自信、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能够理性客观地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与处理社会矛盾，使个体精神生活具有较强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要求社会形成崇德向善、凝心聚力、和谐稳定的良好氛围，通过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舆论环境；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应当反映国家恢弘自信、独立自主、开放包容的文明形态，通过把握和坚持“两个结合”的方法论路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因此，个体精神世界的丰富发展以社会与国家所建构的精神世界为引领，社会与国家对精神世界的建构与发展要求最终需要落实在个体精神世界的发展过程之中，通过凝聚人民的内在精神力量而使之转化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力量。

　　三、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文化进路

　　习近平指出：“文化是沟通心灵的桥梁。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是中华文化的生命禀赋和生存耐性。”[17]新时代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土壤，探索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文化进路，必须系统把握从传统性到现代性、从价值化到制度化、从需求侧到供给侧的辩证关系，在筑牢人民精神根基、丰富人民精神交往和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等方面形成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文化合力。也就是说，新时代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18]。中华文明从民族历史转向世界历史并不是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关系之中，而是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在“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过程中赓续传承。因此，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既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文明的现代力量，也要求在坚持“两个结合”基础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筑牢人民精神世界发展的文化根基，进而才能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民精神交往，通过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而满足人民精神需要。

　　（一）从传统性到现代性：围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筑牢人民精神根基

　　新时代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应当坚守中华文明的文化内核与时代精华。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19]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作为指导，认识世界、把握规律和改造世界，使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继承革命文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文化自信自强，深刻彰显中华民族巩固文化主体性、在精神上实现独立自主的鲜明品格，不断丰富中国人民精神世界。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激活中华文明的现代力量，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教育人民”，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同时，还应加强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与现代转型。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20]这就要求，一方面要推进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遗产的资源调查与考古考证，探寻中华文明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脉络，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化与传统工艺的开发保护力度，重新焕发出历史文物的文化生命力，服务于人民精神世界的丰富与发展；另一方面要深入挖掘和凝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的思想精华，充分彰显中华文明的鲜明底色与时代价值。通过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相融相通，把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文化阐释贯穿于“双百”“双为”“双创”的过程之中，引导人们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认同、心理认同与情感认同，坚定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在世界文明的交流中铸牢人民精神世界的“根”与“魂”。

　　（二）从价值化到制度化：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民精神交往

　　人的社会生产与现实生活不仅涵盖物质生产资料交换，而且始终存在着知识、情感与观念等精神层面的交往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21]。精神交往需要反映人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这就离不开价值化、制度化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价值层面的质的规定性，在人的精神交往中呈现出价值引领、观念整合与社会凝聚的作用。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民精神交往，激发积极向上的交往理性，有助于“养成昂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态”[22]。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民开展精神交往与情感交流，应当注重引领社会成员摒弃泛娱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等错误思想，在“小我”与“大我”的统一中达至情感相融与价值共生的交往理性状态，获得“本我”与“超我”相联结的精神依归。与此同时，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与虚拟现实等颠覆性技术变革对信息传播媒介的赋能，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精神交往的话语范式和体验空间持续得以重塑，“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23]成为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必须增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信息传播算法优先级中的权值比重，规避算法技术为资本逻辑所裹挟而操纵舆论，在公共舆论空间中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矩阵。习近平指出：“要把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引导全社会崇德向善。”[2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化意味着形成内在价值秩序认同与外在行为规范引导的协调融通，调节与整合精神交往中所关涉的社会利益关系，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家法律法规，提高整合社会多元思想文化的精神交往能力，形成追崇“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社会氛围。

　　（三）从需求侧到供给侧：通过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满足人民精神需要

　　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反映了精神生产中依循共建共享的原则，彰显着资源配置中遵循公平正义的理念，是满足人民精神需要、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基本途径。习近平指出，“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25]。新时代人民精神需求呈现层次性、多样化和高品质的特征，必须借助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公共文化服务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聚焦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中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增加高质量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生活需求。因此，除注重研究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需求侧之外，更要关注其供给侧的发展水平，尤其是要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普惠化、标准化与社会化，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体化，实现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跨时空共享、协同性配置以及多领域覆盖。在这个基础上，注重打造内涵丰富、制作精良的公共文化服务品牌，提高公共文化产品的再生力、辐射力与影响力，使之具有精准性、可复制性与易推广性的特征，持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要。通过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满足人民精神需要，必须坚持社会效益优先，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公共文化事业与产业的提质增效，推进公共文化产品生产扎根人民、深入生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进行文化产品生产与创作的主体自觉。同时，深入挖掘具有地域性的特色文化资源，强化公共文化产品生产的内容创新、模式创新，实现文化产品向生产效益高、创意新转变，满足不同群体的差异性精神需求，在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过程中提供反映人民之声与生活之律的公共文化产品。

　　四、结语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价值指向在于促进人的现代化，不但持续形塑中国式现代化主体更加奋发昂扬的精神面貌，而且在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时代进程中不断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基于此，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致思理路出发，通过阐释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时代意涵，揭示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结构表征，进而系统把握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文化进路，具有理论和现实价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彰显着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西方现代化的独特优势，反映着人民精神世界得以丰富的根基所在与力量所在。这决定了新时代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应当着力坚持“两个结合”，用中华文化培根铸魂，“重在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以拓展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力版图，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26],从而让时代新人在历史与现实的贯通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唯有如此，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才能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本质规定性也才能完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