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安全发展是以新发展理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障

　　发展和安全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处理好的两个重大任务，如何避免金融危机、政治腐败、社会失序等现代性风险，破解发展但不安全、安全但不发展的现代化困境，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安全发展意味着要将安全融入发展全过程，使发展紧贴安全，使发展成果在安全发展中体现出来，促使发展和安全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构建，在发展理念上凸显安全与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发展过程和发展结果可能遭遇的消极影响维持在可控范围之内，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保持动态平衡的过程中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安全是发展之基，从现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环境条件和指导理念来看，安全发展是以新发展理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发展的根本保障。目前，中国已经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刻，面对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以及我国“压缩式”现代化所带来的各类风险和挑战，安全发展已经到了必须予以足够重视的关键时刻，将安全发展上升为国家发展理念是符合时代变化和发展规律的一项重大客观要求。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2］理念只有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才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并指导实践的发展。关于发展的理念既要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和发展趋势，也应根据时代和实践的最新情况进行更新升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现实世界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形成和发展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发展形态。从这一点上看，安全发展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在属性上是相同的，都是对不同发展形态的概括和表达，安全发展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相容性。

　　安全发展不仅是对全球发展趋势的客观判断，而且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中获得的科学认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既是对以往国内外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国内外未来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因而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科学理念。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这五大发展理念不是凭空得来的，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3］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深入展开，我们面临的具体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不断发生新的变化，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愈来愈多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叠加的风险涌现出来，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深刻影响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信息链、价值链的畅通运行，大国之间的博弈牵动着全球的利益分配和科技竞争，单边制裁、脱钩断链、筑墙设垒等逆全球化浪潮制约着各国的商品流通、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染、重大疫情等全球性生态与生命一体化危机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等诸多风险和挑战导致全球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共同发展面临的最为普遍性的重大问题，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所以，将安全发展上升到国家发展理念的战略高度是回应国内国外现实环境变化的必要举措。另外，纵观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我们用40多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用极短的时间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与西方市场经济上百年发展、完善的过程相比，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压缩饼干’，以历史浓缩的形式，将社会转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呈现出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冲突和文化碰撞”［4］，“压缩式”现代化使得我国在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要面临原本存在于不同时期、空间、阶层、领域中的问题在同一时空里聚集涌现的风险，历史的与现实的、传统的与现代的、本土的与外来的等多重因素交织渗透，导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原有结构面临着全方位的冲击。复杂的国际环境与国内各类矛盾叠加演变增加了各领域隐藏的社会风险诱因，安全发展已经成为各领域发展的普遍而重大的价值诉求。坚持安全发展是应对和处理现代社会各领域存在的突发性、传染性、危害性风险因素，以有效防范和化解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大系统性风险的必然选择。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将安全发展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并将安全发展上升到国家发展理念的战略高度，同时将安全发展贯彻落实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和各领域中。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5］换言之，高质量发展必须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按照这个逻辑，高质量发展蕴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要素；而高质量发展必须以安全为前提条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的实质上就是追求某种相对安全的发展状态。也就是说，安全发展不仅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内在关键因素和重要前提条件，而且是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价值诉求。因此，安全发展理应成为新发展理念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要素，并凸显于和贯穿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全过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朝着安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质量发展方向前进，为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及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更多力量支撑与可靠保障。

　　二、安全发展是以新发展理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方略

　　国家发展的重大方略通常是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内在规律的深刻把握，能够体现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的深度和广度。安全发展是基于我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内外部复杂环境以及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的深刻认识和科学判断所做出的战略性安排。将安全与发展并联推进，不仅是我国主动应对和适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谋划，而且是贯彻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以合力应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性、联动性、多样性风险和挑战的必要举措。发展理念决定了发展路向，以新发展理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安全发展作为前提基础和价值追求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都证明，安全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前提、价值目标和根本保障，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科学研判内外部客观环境和充分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基础上，为维护国家安全和推进各领域稳健发展所谋划的重大方略。习近平指出：“推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前提都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6］安全发展是推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必备要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离不开安全发展，安全发展体现着发展的目的、发展的价值诉求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安全发展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多层次相关因素的系统性工程，与各领域因素之间是联通互动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都必须在安全发展的框架内推进，以实现国家政权安全、政治安全、制度体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人民生命安全以及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金融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国防安全等各领域安全。安全发展与各领域建设的整体相关性凸显了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贯彻新发展理念应将安全导入发展，把安全发展作为发展实践的重大要点。在推动安全发展中，切实保障国家政权安全、政治安全、制度体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以及人民生命安全是最为重要的任务，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中之重，深刻体现了安全发展的重大政治考量，是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的安全重点。

　　创新是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事关国家政治安全、国防安全、金融安全、网络安全等，是影响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科技创新领域也存在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随着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兴起，全球经济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面临新一轮的调整和变动，科技竞争和冲突将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科技力量在国与国之间的较量中起着重大作用。创新发展是推动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占据主动地位的基础条件，先进的科技力量是推动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的必备条件。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一旦发生技术风险或面临技术封锁，将会对本国的产业链安全和供应链安全造成直接的或间接的冲击，甚至会迅速地将风险和危机传导至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因此，通过创新发展实现科技自足自立自强是保障国家安全稳定的客观要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创新发展和安全发展的重大战略支撑，要加大对人工智能、生命科学、量子信息、航空科技等前沿领域研究的人力物力投入，以世界科技前沿、国家重大需求、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等为发展导向，培养大批综合性高素质人才和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工程，着力攻克“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难关，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性、可控性、安全性，推动科技实力系统性提升，朝着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世界创新型强国的目标奋斗，为维护国家整体安全与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

　　协调发展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整体性、均衡性，通过协调各要素的发展实现系统的最优发展，以各领域协调均衡发展保障大局的平衡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也意味着我们面临的很多安全问题都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存在着紧密关联性。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不仅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发展问题，而且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安全问题。协调发展是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不均衡问题的客观要求，更确切地说，协调发展就是要解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等影响我国稳定的问题。推进协调发展要突出安全导向，推进城乡、区域、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要注重城乡协调，缩小城市与农村之间在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方面的差距，促使资源配置均衡和发展机会公平，畅通区域间人才、资源、要素的流动通道，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基本社会保障、卫生医疗、公共设施等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注重区域协调，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更加注重推动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发展，同时通过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为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营造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的周边发展环境。要注重领域协调，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着力解决“一条腿短、一条腿长”的发展失衡问题，以协调发展推动实现整体性安全。

　　绿色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本色和成色，绿色发展以维护生态安全和追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为重要目标和任务。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生态空间保障，但人类工业化进程中不合理、不科学的生产生活方式使人与自然之间产生了诸多矛盾和冲突，频发的生态危机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重大疫情等生态和生命一体化危机凸显了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已经呈现一体化的客观趋势。再者，我国存在的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系统恶化、环境污染严重等严峻形势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多重考验，增加了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维护生态安全成为国家安全工作的重大任务。绿色发展就是要转变传统“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发展方式，通过大力研发和推广绿色创新技术驱动产业链向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动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思维方式等的绿色变革，缓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全球环境治理议题上，中国坚持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来为维护生态安全作出具体行动，将建设美丽中国和美丽世界相统一，以维护本国的生态安全为全球的生态环境治理贡献力量。绿色发展不仅是追求生态环境领域安全的方法策略，而且凸显了安全发展的价值诉求，对于守护生态和生命一体化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开放发展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和追求内外部安全的必然选择。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交通工具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为世界各地的资本、原料、商品、技术、标准等要素相互流通提供了快捷渠道，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呈现出跨地区、跨国界等特征。我国坚持推进改革开放是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的具体表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推进实施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必然会面临各种前所未有的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和挑战。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需要做好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的准备，确保开放发展进程的安全性。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我们今天开放发展的大环境总体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同时面临的矛盾、风险、博弈也前所未有，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别人精心设置的陷阱。”［7］开放发展要坚守国家安全的底线，处理好机遇和风险之间的辩证关系。要着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化解经济结构分散单一带来的风险，使各类经济要素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高效流动，以提高产业抗风险的韧性来促进经济安全发展。要在参与世界市场的实践中化被动为主动，带动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推动形成新的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动力机制，引领和塑造新产品的区域价值链条，扩大规则、标准、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型对外开放，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规则，以正确的义利观、合作观推动互利互惠、合作共赢，将建设平安中国与建设和平世界相统一，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相对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为维护总体国家安全做好外围守护工作。 

　　共享发展注重均衡分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果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而维护政治安全稳定。共享发展强调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对于改变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和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价值。社会分配不患寡而患不均，收入差距悬殊、贫富两极分化、公平正义缺失等会给社会的安全稳定埋下风险隐患。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基本原理，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对生产具有反作用。因此，分配不均必然会反过来阻碍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是推动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需要注意的是，推进共享发展要综合考量实际国情和社会发展水平，要从客观实际出发有步骤、分阶段地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既要避免发展水平差距过大，也要避免陷入平均主义和福利主义的陷阱。要在教育、医疗、住房等各个方面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机会公平、社会公正，保障人民的基本权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推动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由金字塔型转向橄榄型，“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8］，在制度上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收入以优化社会分配结构，切实贯彻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相统一，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建设成果。再者，共享发展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大理念，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友好往来、互利共赢，共享发展机遇。当今世界各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共享发展指向共同价值、共同利益、责任共担、危机共防。由于全球各个国家的不平衡发展会增加全球发展的风险因素和不稳定性，非正义性、非平等性的发展理念所导致的技术垄断、资源争夺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发展，因此，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狭隘的发展思维不利于破解全球大环境下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渗透的安全困境。鉴于此，中国试图在共享发展的框架下走出一条新型的应对全球性安全困境的道路，着重强调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之间应平等协商、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消除隔阂与偏见，主张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矛盾和争端，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使全球治理规则体系更加全面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基础促使各方主动肩负起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倡导合力构建世界安全发展格局。

　　三、以安全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行进的现代化。构建安全发展的实践模式和行动机制，是确保安全发展与各领域建设深度交融以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顺利实现的必然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9］作为专章进行阐述，着重强调了要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为安全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安全问题与发展问题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相伴相随、不可分割的重大问题。安全不仅是衡量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尺，而且是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保障国家各领域安全发展，要从推动安全发展的安全文化建设、推动安全发展的安全制度体系建设、推动安全发展的安全能力建设等路径予以贯彻落实。安全发展的实践路径既是推动各领域安全发展的科学举措，也是显示安全发展的功能和效用的行动范式，对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朝着安全稳健的方向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大力推动以安全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安全文化建设

　　安全文化是贯彻落实安全发展行动的重要价值引领，对于塑造安全意识、安全行为、安全环境具有重要作用。加强安全文化建设就是要不断增强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文化软实力。如何在现代社会复杂多变的国内国外局势中以及各类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叠加、渗透传染的环境中如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需要从思维价值层面进行革新，跳出以往单一的传统安全观的价值理念框架，立足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树立新安全观和新发展理念，推动整体性安全文化建设。

　　不同于以往在传统安全观指导下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出现的安全问题单独划分或孤立看待的线性思维范式，安全发展的安全文化理念立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看待发展和安全问题，明确安全发展既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抽象概念，也不是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的有关生产管理方面的要求，强调不能将安全发展简化成政治、军事、国防等少数几个方面的安全发展，而是要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对社会各领域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考量，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树立整体性安全发展的价值理念，将整体性安全发展理念切实贯彻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的建设实践中。树立安全发展的安全文化理念，必须深刻把握安全发展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一方面，在特定条件下和特定范围内存在某种稳定的发展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安全发展是绝对的；另一方面，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决定了事物发展是不断运动变化的，运动过程蕴含变动，所以说安全发展又是相对的。安全发展具有动态性、历史性，安全发展必然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发展与安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统一整体，要摒弃以往将发展与安全相对立的思维，正确认识发展与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背景下探索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促使发展与安全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状态，从而更好地将安全文化理念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另外，要大力培育人们的整体性安全发展理念，通过增强人们对安全发展的价值认同来进一步涵养安全发展的安全文化氛围，促使社会形成整体性安全发展的“大安全”文化价值理念，进而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发展。

　　（二）深入推动以安全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安全制度体系建设

　　安全制度体系能为国家各领域安全发展提供方法指引和行动遵循，安全发展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安全制度的顶层设计、对安全制度体系的供给、对安全制度体系的执行等，因此，以安全发展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在安全制度体系上进行全方位统筹谋划。我国自2015年7月颁布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后，又陆续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等，为推进安全发展制度体系系统化提供了重要思路和依据。但是，从目前现实状况看，现有的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律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网络领域和生物领域等，安全发展制度体系还不够完善，存在条块分割、线性单一的不足。此外，安全治理结构还没有实现协调发展，呈现碎片化和单一化的特点；各领域的安全治理行动大部分依赖行政手段、强制手段、临时性措施等，通常是被现实形式所迫的被动行为；安全发展参与的主体一般局限于各领域的政府部门或领导部门，人民群众在安全发展中的主体性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安全发展更多呈现的是“运动式”而非“常态化”，弹性逻辑大于制度逻辑，管控逻辑大于互动逻辑，各领域各部门之间的交流联动不足，安全发展的行动往往局限于单一部门和领域。

　　要在制度体系上建立安全发展的系统长效机制，通过补齐相关制度短板增强风险研判的及时性和精准性，处理好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之间的关系。要为各领域安全发展进行综合性立法和专门性立法，在配套衔接的法律制度体系下推动安全发展朝着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使风险危机治理由一元单向治理转向多元共治，使安全制度体系与安全风险的事实情况相适应并能灵活地应对危机风险的新变化。要将安全发展机制嵌入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在制度设计上将发展和安全一体化谋划，对发展和安全两个领域进行统筹谋划、综合设计、协调推进。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为依据建立健全风险防范预警机制、重大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危机治理机制、安全审查机制等，以完善的制度缓冲风险带来的危害，做好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的一系列制度准备。同时，要把安全发展纳入绩效考核制度并使之成为评价发展质量、发展绩效的重要指标，从而推动建立健全安全发展的科学指标体系。要通过构建系统性、整体性的安全发展制度体系，为安全发展提供制度遵循，以在各领域的安全发展进程中构建起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大安全格局。

　　（三）进一步推动以安全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安全能力建设

　　安全能力和水平代表着实践主体对安全发展的认识和运用的程度，是决定各领域建设能否沿着安全的轨迹向前发展的根本。提升以安全发展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安全能力是在实践主体层面强化对安全发展的自主把控，也是以安全发展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最为根本的途径。安全发展不仅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而且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能否实现安全发展是党治国理政面临的重大考验。安全发展不是单纯的口号或标语，而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重要目标和任务，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能力的具体体现。安全发展要防止形式主义、照搬照抄、生搬硬套、本末倒置等不良现象。要着重加强安全发展的主体能力建设，使安全发展主体在指导或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同时能够结合产业结构、生态环境、经济基础、人口结构、国际风险等实际情况设计和贯彻安全发展的实践模式，推动形成安全发展的良好生产方式和行为方式，并在法律、政策、科技、标准、资金等方面予以保障，牢牢掌握发展和安全的主动权。

　　领导干部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力量，其能力和水平深刻影响着各领域建设实践的成效，因此，要切实增强各级领导干部驾驭风险和推动安全发展的能力，提高领导干部防范和化解风险以保障社会安全生产和发展的本领。科学的奖惩机制、绩效考核机制对于督促各级领导干部切实做好辖区内各类企业生产发展的安全监管工作意义重大，有助于对重大问题、重大隐患及时采取有效干预和解决措施，有助于提高各级领导干部防灾减灾救灾和处置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首先，要积极推动安全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过程中，保证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在解决各类安全问题的实践中增强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不断增强自身的风险预判能力、风险识别能力、风险处置能力，为社会安全发展发挥好保驾护航的作用。其次，要引导社会公众参与维护生产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等实践，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维护安全中的主体作用和智慧。要通过实施一系列安全发展项目工程为培养高素质、综合性的创新人才队伍和推动安全发展保障系统的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提供物质支持和资金保障，推进安全发展的韧性建设，从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以牢牢守住安全发展这条底线，并将这一底线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再次，要在坚持安全发展的前提下统筹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奋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把发展建立在更加安全、更为可靠的基础之上，将人民至上和生命至上的理念落实到具体行动中，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最后，要统筹国内安全和国外安全，坚持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参与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机制，提高全球安全治理的整体性和协同性，为安全发展营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以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构建全球安全共同体和全球发展共同体，积极营造有助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安全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