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实施场域，既是各类风险性公共问题与复杂性社会冲突集聚的空间地域，也是引领传统科层制治理模式变革与实现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前沿阵地。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市场化的深入发展，社会组织与市场组织等多元主体日益发展壮大，在党政机关的领导下，多元主体积极地参与基层治理实践，进而重塑着基层的治理格局，逐步形成了党的基层组织、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企事业单位、群众自治组织与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关系结构。基层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的生成与发展在解决传统科层制治理模式力所不及的邻避冲突、环境治理、物业管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也意味着分散化的治理资源的整合与碎片化的组织结构的重构成为更加复杂的治理难题。正如皮埃尔·卡蓝默所言，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是新型治理模式的制度设计的核心［1］（P1），整合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与协同各个主体的共同行动是构建新型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关键维度。

　　进入新时代，在党和国家的政策指引与社会转型的现实需要的共同作用下，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成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创新模式开始在全国各地涌现，基层治理显现出凸显政党整合功能的整体性变革的倾向。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推动了多元治理主体的组织整合的实现，重新弥合了传统科层制治理体制下“条块分割”所造成的治理缝隙，基层治理实践日益呈现出“跨圈合作、跨层联动”的圈层式治理逻辑［2］。党建引领基层圈层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的生成与发展，是基层破除行政化僵局与科层制困境的有益探索，其中基层党组织作为引领乡村振兴与变革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领导力量，担负着领导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的双重职责，需要从统合条块关系、协同主体行动、调适网格治理单元等方面打造基层治理共同体。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不同区域、城乡、社区之间的治理情境及治理实践呈现出较大的异质性，因而，需要借助特定的理论分析框架，提炼与总结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结合基层治理的现实案例，分析圈层治理模式的运作逻辑与实践路径，从特殊上升到一般，从而揭示圈层治理的共性规律，深化对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认识并指导具体的治理实践。

　　在对基层社会圈层治理的创新模式进行案例研究之前，有必要先回顾与梳理一下既有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相关研究，以期对党建活动与基层治理之间互动耦合、相互嵌入的关系有一个总体性的认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实践促使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两个研究议题紧密融合，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模式的组织结构、运作机制、实际效能受到了学界的热切关注，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围绕基层治理模式的理论建构与现实困境两个方面展开研究。

　　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的理论建构方面，研究者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进行学理性诠释，形成了一些颇具特色的建构性、综合性的理论阐释框架。第一种视角是从政党与社会的总体关系出发，立足于我国政党、社会与国家密不可分的政治状况，结合国家和社会治理方式转型的现实需要，在揭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价值意义的基础上，论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将党建引领诠释为“政党引领社会”“组织吸纳社会”“政党社会化”。［3］第二种视角是基于“结构—功能”要素阐释党的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关系，根据我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具体实践，提出了蕴含新的理论内涵的本土化解释框架，例如统合型治理［4］、整体性治理［5］、超行政治理［6］、敏捷治理［7］等。第三种视角则是基于“事件—过程”维度分析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运作机制与实现路径：一是推动技术变革与制度创新深度嵌合与融合发展的平台型治理运作机制［8］；二是以社区居民参与为主线，激发基层治理活力的参与式治理运作机制［9］；三是政治建构“嵌入”社会建构，推进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互动耦合的嵌入式治理运作机制［10］；四是以“跨圈合作、跨层联动”实现条块协同与横向聚合的圈层治理运作机制［2］。

　　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的现实困境方面，研究者们以问题为导向在实践经验中探析现有基层治理模式的不足之处。一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结构僵化问题，基层党建工作过度依赖单一的行政体制与有限的行政资源，结果造成了社会参与不足、合作治理乏力的困境，卷入“科层化旋涡”，反而消解了党建引领的制度优势。［11］二是由于党的基层组织存在弱化、虚化和边缘化等制度结构问题，使得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难以有效“进场”，致使基层党建出现“悬浮化”风险，造成了党建主体与治理权威不相统一、党建资源与治理资源缺乏整合以及党建工作与治理需求相互脱节等现实困境。［12］三是基层组织在制度同构与创新竞争二者相互作用所造成的“同构压力”下，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党的建设而忽视了耦合驱动的社会治理，致使一些地方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陷入了“两张皮”的“形式化”状况。［13］

　　综上所述，既有的研究从理论分析的角度阐释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前提条件、逻辑关联与实践路径，同时结合实践经验揭示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过程中所遭遇的现实困境，从而在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提出了一些探索性、创新性的制度模式与组织机制。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基础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同时对于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具有较强的实践应用价值。然而，在当前破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的现实困境方面的研究中，关于圈层治理的实践经验的理论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缺乏对于圈层治理创新模式的系统化的理论探讨，尤其是尚未能够从动态过程的角度构建系统完备的分析解释框架。本研究重点关注B市J区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现实案例，基于过程视角，构建了“组织—机制—效能”的分析框架，揭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运作逻辑与实践路径，为圈层治理模式提供一种理论解释。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与传统社会的转型升级，现代社会面临着日益严峻的风险性、复杂性、不确定性的公共治理问题，“复杂性已成为这个时代的根本特征”［14］。传统的科层制治理模式的单一的组织结构与行政控制的运作逻辑，无法满足现代社会所产生的差异化、多元化、交互性的公共治理需求，因此，基层治理陷入了治理资源分散化、公共事务复杂化、组织结构碎片化的现实困境。与之相应，作为处理复杂性公共治理问题的协同治理模式在政治实践中蓬勃兴起，协同治理与基层党建实现融合发展并且衍生出平台型治理、参与式治理和嵌入式治理等新型治理模式，协同治理模式强调多元主体在共享资源与利益的基础上共同参与决策过程、协同解决复杂性公共问题［15］。从治理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机制的双重维度来看，协同治理主张单一的政府治理结构转变为多元共治的治理网络，强调以多元主体的“平等协商”机制取代单一主体的“命令—控制”的治理方式。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位于国家政权控制末梢的基层社会涌现出许多圈层式的、网络状的空间治理模式，圈层治理的创新模式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协同治理的实践取向，然而，圈层治理模式对于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激发基层多元社会主体活力的真实意义尚未被充分地评估，鲜有案例研究将其置于政治系统的各个组成要素的动态运作过程之中加以考察。因此，本文基于党建引领基层圈层治理中多元主体的互动关系与基层的治理情境，从组织、机制、效能三个维度出发，以B市J区“六域”党建引领“三城”创建工作为案例，阐释圈层治理的创新模式。

　　通过构建“组织—机制—效能”的分析框架来阐释圈层治理中颇具特色的“圈层治理模式”，揭示其整合社会治理资源与统合科层制“条条块块”关系的运作逻辑。在这一分析框架中，组织结构是多元主体行动的制度背景，形塑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基本格局；机制作为圈层治理的运作载体，充当着连接组织结构与治理实践的中介；效能是治理效果的具体呈现，治理效能不仅取决于制度要素配置的合理性，而且受制于制度要素运行的有效性，同时治理的实际效能反向驱动着组织结构与运作机制的变革。党建活动在革新基层治理的组织结构、优化基层治理的运行机制与提升基层治理的实际效能的基础上，实现党建引领圈层式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与协同治理理论的互嵌与耦合。透过“组织—机制—效能”的分析框架，可以较为全面地揭示圈层治理模式的运作逻辑与实践路径。本文以B市J区在“六域”党建引领“三城”创建工作中塑造的基层治理模式为样本，通过实地调研12个社区、村镇的治理工作实效，探析不同主体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的行动逻辑，阐释B市J区以问题为导向的圈层治理模式及其效能发挥，为我国基层治理提供经验借鉴。

　　在B市J区“六域”党建引领“三城”创建工作的治理实践中，一个清晰的、系统的圈层治理结构逐渐被塑造出来，所谓“圈层治理结构”是指由治理中心逐渐向外扩散的向心型的“中心—边缘”嵌套结构［16］（P20）。2022年，B市J区以市委下发的政策文件为指导，开启了“六域”党建引领“三城”创建工作，旨在围绕生态强市建设总目标，充分聚合发挥城市社区、乡村、机关、企业、学校、医院“六域”党建引领作用，助推国家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三城”创建，让人民群众共建共享城市高质量发展成果。B市谋划的“六域”党建引领“三城”创建加速推进了新发展理念的实施，明确了在基层治理当中联合联建的主体——六域，即城市社区、乡村、机关、企业、学校、医院。B市J区在面临资金、人才、设备等治理资源稀缺的状况下，通过党的建设实现了治理主体的组织结构的“筑圈构层”。

　　“圈”是指该区域基层治理中的三大系统，即核心系统、基础系统和辅助系统，分别对应中国共产党、社区或乡村以及各方力量，三大系统内部因不同治理主体的功能差异而分化成不同的功能圈，系统之间存在着一核多元、相互嵌套的关系。具体而言，核心系统是作为整个嵌套结构中心的中国共产党，在基层治理工作中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基础系统是嵌套在核心系统外的社区或乡村，是基层治理网络的前沿。社区或乡村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纽带与桥梁，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社会矛盾的化解都在其中进行。辅助系统是整个嵌套结构最外围的各方治理主体，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协同共治的治理功能。辅助系统为整个嵌套结构的运作提供了必要的资源支撑。因此，根据不同主体在其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又可以划分出两个小圈：一个是以街镇为主体的枢纽圈，负责建立社区或乡村同各方治理主体的联系；另一个是部门、企业、学校、医院等主体所在的资源圈，他们掌握着权力、市场、资本等基层治理所需要的治理资源，能够在社区或乡村需要时下放资源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

　　“层”是指该区域基层治理主体的行动层级。区别于传统基层治理格局中从区级到社区网格的管理层级，B市J区利用党建联盟将不同的治理主体自下而上地吸纳进管理层级中，形成了“网格联盟、社区联盟、街道（乡镇）党（工）委联盟、区直部门（单位）”四级共融共建的联盟式管理层级。具体而言，网格联盟是J区实行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网格长制”的创新探索，鼓励共产党员担任网格长、楼栋长、单元长，并由网格长吹哨调动“三长”等资源力量，推动网格成为小矛盾、小问题等微事解决前端。社区联盟是社区书记牵头整合辖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等党建联盟单位、物业等，协同联动解决社区小事，实现共商共议共治。街道（乡镇）党（工）委联盟是由联盟书记调度部门等各方力量合力解决环境整治等“老大难”事项问题。区直部门（单位）在收到街道（乡镇）的治理问题诉求后，对于单一部门（单位）、社会力量能够独立解决的问题，交由部门（单位）、社会力量及时下沉解决，其中涉及多个部门（单位）、社会力量联合办理的问题，则由各部门（单位）、社会力量召开联席会议研判后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并且由街道（乡镇）包社联网副职领导作为联系人，实时跟进解决方案的进展情况。

　　总的来看，不同治理主体以解决城乡社区的公共治理问题为中心，实现协同联动，根据“三级诉求吹哨、四级联盟报到的接诉即办工作模式”开展工作，构筑起解决基层实际问题、化解基层矛盾的圈层治理模式。这种新型模式改变了科层制治理体制上级将政策任务与数据指标发包到下级的治理模式［17］，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服务行业”的工作模式，即各级政府利用自身影响力，将各种社会资源整合成为“服务产品”，基层民众根据实际需要实时在线“点单”，由街镇一级统筹“派单”，负责调度相应的治理主体与治理资源协同解决公共问题，不同的主体在“接单”后及时跟进解决，由基层民众给予相应的评价。因此，根据这种圈层治理结构运作方式的特点，可以将其进一步界定为“接单式”圈层治理模式。

　　在B市J区的基层治理模式转型实践中，圈层治理依赖一核多元、相互嵌套的组织体系的保障，问题预警识别机制与任务分工派送机制驱动组织体系有效运作，而“双向考核”的绩效激励则为圈层治理效能的发挥提供了有力支撑。B市J区在“组织—机制—效能”框架下构建起“网格预报、街镇吹哨、各方报到”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在基层圈层治理实践中，党建通过嵌入基层政府科层组织结构，以“一核多元”引导与整合多元主体及社会资源嵌入基层治理，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基层组织结构的碎片化问题。从我国科层制治理模式的特点来看，科层制政府的组织结构碎片化主要是由条块分割造成的，而社会多元主体的利益分化在瓦解总体性支配结构的同时加剧了治理的碎片化问题。［18］结合B市J区的圈层治理实践来看，党建的组织嵌入整合了条线职能部门与块块属地政府的力量，形成了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多元治理主体协同行动的治理网络。一方面，B市J区将党组织嵌入到基层社区，吸纳不同的治理主体到基层治理工作中，依靠党组织的力量重新整合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资源。党组织结合工作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创设了“双三长制”，构建了“党建联盟”“村社联动”“党建帮帮团”“区域化联建”四级联盟圈，从而在社会治理问题的收集、上报、解决过程中实现治理资源的有效重组，使得公共治理问题在圈状结构中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另一方面，党建的组织嵌入推动了碎片化的政府组织结构的重构，实现了条线职能部门与基层属地政府的统合。“党建联盟”“村社联动”“党建帮帮团”“区域化联建”等党建活动载体，重新塑造了基层政府治理的管理层级与组织机制。基层党组织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根据目标管理责任制高位推动不同层级部门协同处理治理任务，结合北京市“吹哨报到”［19］经验创设了“网格预报”组织机制，形成了“网格预报、街镇吹哨、各方报到”的处理基层治理问题的完整链条，真正地实现“微事不出网格、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镇”的治理目标，构建了“条块结合、资源共享、网格治理”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党建嵌入基层治理的过程在调适基层治理碎片化状况的基础上，驱动传统科层制政府的层级组织结构变革为圈层式治理结构，促使基层组织体系与治理机制趋于扁平化。党建引领的圈层治理通过协同多元主体的行动以最大程度地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其中区直部门（单位）作为整合各方治理力量的主体，在接收到街镇所指派的“问题清单”后，动员其他相关主体协同处理问题。这一扁平化的组织体系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点对点”式组织链条。区直部门（单位）、各类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社会志愿者等多元主体在接收到街道（乡镇）的问题事项诉求后，针对单一部门（单位）、社会力量能够独立解决的问题，交由部门（单位）、社会力量进行点对点式的解决。第二，“点对多”式组织网络。一些涉及多个部门（单位）、社会力量联合办理的事项，需要发挥圈层网络的协调与联合作用，即由各部门（单位）、社会力量召开联席会议研判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并由街道（乡镇）包社联网副职领导作为联系人，实时跟进解决方案的实施情况。第三，复杂疑难式问题组织渠道。当遇到无法确定具体的责任部门（单位）或社会力量处理的问题时，首先是贯彻首问负责制度，即由各街道（乡镇）率先“下单”的部门来寻找对应的科室，其次是发挥街长与路（巷）长的功能作用，由区级包保街道（乡镇）的“街长”协同区直各局，按照部门（单位）职责任务分工圈定相关部门（单位）认领问题，引导社会力量同步参与公共问题的解决。

　　圈层治理模式的转型实践在一核多元与相互嵌套的组织结构内运行，其中问题预警识别机制与任务分工派送机制是驱动组织要素运行的关键性机制。公共问题的发现和收集是治理工作展开的前提与基础。［20］在B市J区基层治理结构的转型实践中，问题预警识别机制是圈层治理模式运作的触发机制。圈层网络作为这一机制的载体，主要发挥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治理网格发现并且收集问题。例如，B市J区依托社区（乡村）网格党群服务站发挥“三长”工作优势，要求网格长带领网格员定期开展入户排查、宣传走访等工作，及时发现和收集网格内邻里冲突、物业治理、环境整治等治理难题；楼栋长、单元长开展民意调查与民情收集等工作，及时地收集并且汇总各类民生问题诉求。另一方面，治理网格预警并且上报难题。B市J区构建“四级联盟”管理层级，发挥网格联盟与社区联盟的优势，整合网格及社区治理资源，协调处理“微事”和“小事”。其中，网格长能够充分地调动与整合网格体系自身所有的职能部门的资源力量，包括社区共驻共建单位、网格联盟成员、党建联盟成员、社区物业、业主委员会等，迅捷地协调处理治理网格中的一些“微事”。然而，面对网格层面难以协调与解决的复杂性治理难题时，则需要通过J区“基层治理App”进行线上网络层面的吹哨预警“下单”，使“小事”“大事”及时上报到社区，由社区联盟协同解决治理难题，从而实现“微事”不出网格、“小事”不出社区的治理目标。

　　任务分工派送机制是圈层治理模式运作的中枢机制，是指街镇在线上接到由社区上报的治理难题后，及时对问题性质加以判断，识别问题所涉及的相关职能部门（单位），进而将“单”（任务）派送给相应部门（单位），包括同级部门（单位）和上级部门（单位）。任务分工派送机制遵循“谁主管、谁负责”原则，科学判定问题责任，协同各个主体的行动。B市根据现有的街镇机构设置，充分地发挥党（工）委优势，整合街镇资源协调处理“大事”。街道（乡镇）收到各社区上报的问题诉求后，召开专题会议、联席会议对社区上报的各类问题进行分析研判与综合处理，对于街道（乡镇）层面能够予以解决的问题诉求，及时召开协调街道（乡镇）相关站（办）所、街道（乡镇）党（工）委联盟的工作会议，统筹推进问题诉求的解决。针对街道（乡镇）层面无力解决的复杂性治理难题，则经由会议研判问题关涉的上级部门（单位），依据各个上级部门（单位）的职责权限的划分，将“单”（任务）派送给相应部门（单位）来加以处理。在圈层治理模式中，任务分工派送机制是连接上下级部门的枢纽，“对下感知”与“对上派单”的工作机制促使片线结合，从而“使体制运转起来”［21］，各个治理主体得以协同解决基层治理中的现实问题，对社区（乡村）居民诉求作出及时回应。

　　圈层治理的创新模式重塑了基层治理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机制，从统合条块关系、协同主体行动、调适网格治理单元等方面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综合提升了基层治理的实际效能。治理效能反映出治理的功能维度与绩效维度的复合关系，是治理的组织结构、运作过程等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2］其中，激励机制是组织体系的核心要素［23］，而绩效评价对于治理过程中各个利益相关主体具有激励作用，在社区（乡村）治理工作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在B市J区基层治理模式的转型实践中，绩效双向考核机制起到了驱动基层治理组织结构与运作机制变革的关键作用，是圈层治理模式有效运行的制度保障。所谓“双向考核”不仅涉及政府部门对有关个人和单位的绩效考核，而且还包括基层民众对于政策过程的监督与反馈。圈层治理模式运用“网格预报、街镇吹哨、各方报到”机制处理公共问题后，相关区直部门（单位）通过J区“基层治理App”进行处理结果的反馈，相关反馈信息将会第一时间被发送至网格平台，由上报该问题的网格长及网格员负责将处理结果反馈至问题现场，并且收集基层居民群众对于处理结果的真实反馈评价。例如，民众反映的问题是否得到了及时有效的解决，处理问题过程中是否存在部门间推卸责任或互相扯皮，问题处理完毕后是否进行回访探查等。来自网格的反馈评价结果由街道（乡镇）专人负责整理登记并制作成台账，最后将其作为区直部门（单位）、各街道（乡镇）年终考核的关键指标之一，以及考评年终社区（村）“幸福社区”建设、“五星级”乡村党组织创建的重要评价标准。党组织和政府部门依据年终绩效排名对个人与单位进行考核，按照绩效评价的规章制度予以奖惩，激发治理主体的责任意识与政策过程的执行活力，实现绩效激励与制度约束的动态平衡。

　　双向考核机制拉近了政府部门与基层社区（乡村）之间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上级政策控制与下级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基层治理作为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末梢，发挥着连接国家政策目标与人民群众利益需求的枢纽作用，构建科学合理的基层多元治理主体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是调适治理主体间关系与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基本要求。在基层治理实践中，B市J区通过完善以“双向考核”为核心的绩效激励制度，使得基层社会能够向上协同“条块关系”及监督政策实施过程。因而，党建统领的圈层治理模式在厘清治理问题类型的基础上构建科学合理的考核制度，重新弥合了上级政府政策目标与基层公共服务之间的张力；在完善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制度的基础上强化治理主体的责任意识，在上下级互动的圈层网络中跨越治理过程的“责任陷阱”［24］。总的来说，圈层治理模式塑造了下单、派单、接单、评价反馈的全周期治理流程，破解了街道（乡镇）与职能部门（单位）之间的信息壁垒、政策梗阻、条块分割等治理难题，构建起分工明确、主体协同、权责统一的基层治理体系。圈层治理通过激活基层民主“微自治”提升基层治理的实际效能，增强了基层政府供给基本公共服务来满足民众需求的治理能力，有力推动了国家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改革进程。从历史维度来看，我国基层治理的实践模式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发展，经过了科层制治理、嵌入式治理、圈层式治理几个阶段的演进，不断适应着时代的变革要求与新形势下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持续推进我国基层治理能力迈向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其中圈层治理作为新时代创新型的基层治理模式，已经在我国很多地区出现了诸种具体的实践路径。

　　圈层治理模式在组织结构变革、运作机制优化、治理效能提升等方面赋能科层制治理模式变革，发挥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整合性功能，增强了党组织的政治领导能力、组织动员能力与思想宣传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党组织的组织优化与自我革新，加速推进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的进程。从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变革的实践取向来看，基层治理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着眼于协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党建为引领，不断强化基层组织体系建设与运行机制创新，探索及完善基层圈层治理模式的实践路径，预防及化解复杂性风险与多样性冲突，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能否真正贯彻落实，关键在于基层。然而，在复杂性与风险性相互交织的社会背景下，基层社会的治理资源呈现出碎片化、分散化的特征，同时，基层社会的公共治理事务数量众多、纷繁复杂，所以基层治理亟须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统筹治理资源与主体力量。在B市J区的“接单式”圈层治理模式中，党组织作为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在基层治理中承担着重要的领导功能，起到了整合治理资源与协同主体关系的作用。在以党组织为核心构筑的圈层治理结构中，社区或乡村是党政组织体系与基层自治网络的交界区域，其中以街镇为主干的枢纽圈是多元治理主体协同互动的中心场域，而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等主体组建的资源圈为基层治理提供了资源支撑。随着党政组织体系纵向延伸到社区或乡村等基层治理网络的前沿区域，基层党组织统筹领导多元治理主体在整合治理资源的基础上发挥协同共治的治理功能。同时，基层治理需要依靠基层自治组织、基层政权机关等多元主体构成的圈层治理结构。基层党组织通过牵头组建覆盖网格、社区、街（镇）、区级的四级党建联盟，借助共融共建的联盟式管理层级自下而上地吸纳多元治理主体。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需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25］。在B市J区的“接单式”圈层治理模式中，以党的建设为基础完成治理主体的组织结构的“筑圈构层”，“圈层结构”为基层公共难题提供协同治理的平台，而“网格预报、街镇吹哨、各方报到”机制则构成了完整、闭环的问题处理链条，实现“点单”“派单”“接单”与“评价”等各个环节的有效衔接，进而建立起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基层治理组织体系。其中基层党组织建设统合了条线职能部门与属地政府的力量，以党建活动为载体重塑了碎片化的政府组织结构，构建起多元治理主体协同行动的圈层治理结构。党建引领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处理公共治理难题，汇聚基层治理资源以便“集中力量干大事”，使得基层的公共治理难题、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回应，从而有效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形成以党组织为引领的协同治理格局。

　　基层党组织是党开展全部工作的组织基础，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基层党组织履行职责使命的应有之义。在B市J区的圈层治理模式中，各级党组织建设贯穿于“圈层结构”运作的全过程，党组织建立在各级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直至延伸到楼宇、家庭之中，各级党组织在具体实践中实现了统一管理，党组织的建设使得圈层中的多元主体具备了组织上的统一性，也就是说，党组织的力量辐射到圈层治理的全过程。党组织建设的辐射与延伸，既加强了党对各类非公企业、社会组织的领导，又充分地调动了区直部门（单位）、各街道（乡镇）、各社区（乡村）和人民群众的力量，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治理的各领域各方面，让基层组织的潜能得到持续的激发。具体而言，B市J区的圈层治理通过党组织的辐射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作用，激发了党员干部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主体责任意识，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一是基层党组织发挥政治领导作用，保障基层圈层治理运行机制的正常运行。党组织应当充分发挥党建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的引领作用，通过构建问题预警识别机制与任务分工派送机制，协同条线职能部门与基层属地政府的治理行动。一方面，借助社区（乡村）网格党群服务站“对下感知”，在发现治理问题并且收集民生诉求的基础上，注重发挥网格联盟敏捷地处理群众身边问题的优势，而复杂性治理难题则需要及时通过线上渠道上报到社区，由社区联盟协同解决治理难题；另一方面，社区对于自身难以解决的治理难题“对上派单”到街镇，经由街镇一级及时地对问题的性质加以判断，进而将治理任务向上或向下派送给相应部门。二是基层党组织发挥思想引领作用，通过楼宇党建、党组织的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建设，带领党员干部深入研读先进理论思想，坚定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组织学习党和国家关于基层治理的方针政策，增强治理主体的政治认同意识和文化认同感，以少数人带动多数人，鼓励党员干部运用先进的思想理念引领人民群众的自治和民主，增强人民群众的民主参与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三是基层党组织发挥组织动员作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听取群众的意见与建议，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组织动员，带动人民群众自觉加入社会治理工作中，构建人人参与的基层治理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在不断地自我完善、自我提升中保持进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25］。在B市J区的圈层治理模式中，各级党组织始终保持同各个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一方面，各级党组织始终发挥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另一方面，党组织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在与人民群众的双向互动中不断纠正自身的错误、提升自身的能力。圈层治理注重激活基层民主“微自治”以提升基层治理的实际效能，增强基层政府执行上级政策任务与供给公共服务满足民众需求的治理能力，贯彻落实国家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改革措施。在B市J区的“接单式”圈层治理实践中，一是建立政府部门内部考核与基层民众外部监督相结合的“双向考核”制度，为加强基层民众对政府实施政策过程的监督与反馈提供制度化参与渠道。由区直部门（单位）在政务服务平台发布公共问题处理结果，处理结果同步反馈到相应的网格平台，再由上报该问题的网格长及网格员将处理结果反馈至问题现场，并且收集基层人民群众对于处理结果的反馈评价。在厘清基层治理问题类型的基础上构建科学合理的双向绩效考核制度，通过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对于党政部门单位、个人的奖惩激励措施，加强基层人民群众监督政策实施过程的力度，强化治理主体的职责意识从而提升政策执行效能。二是完善组织建设，促进基层党组织自我完善。基层党组织为了提升自身在基层治理工作中的领导能力，持续地整顿与改进自身的工作作风，不断加强对于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不断提升党员的政治素养，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发挥党员在基层治理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激活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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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层政府条块协同机制创新研究”（23BZZ079）；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吉林省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践创新研究”（2021B40）

作者简介：田玉麒，政治学博士，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教授，吉林大学廉政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府与政治、廉政建设与腐败治理；陈子雄，吉林大学廉政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府与政治、廉政建设与腐败治理。

 

责任编辑：刘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