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独特制度安排，它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市场经济的效率优势相结合，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更加丰富，目标更加明确，对体制机制的要求也更加具体和富有时代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赋予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的价值和理解视角，要求体制具备更高的和谐关系、价值目标、调控能力和创新动力，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和谐本身并不是完全没有矛盾，而是在矛盾中实现的一种平衡、有序和活力状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3］。这一论述揭示了政府与市场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有序协同关系。一方面，二者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核心主体，共同主导着经济的高效运行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二者在职能配置和资源分配机制上内在地存在着结构性张力。这种张力源自市场机制的自发性和政府调控的干预性之间的天然矛盾。政府与市场就是在职能分工和利益调节的对立统一中，通过动态调整各自的作用与边界，逐步达成一种动态的平衡，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高级”状态［4］。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强调对政府与市场在各自领域的功能角色及其相互支持进行静态分析，而且注重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特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动态演进中准确把握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及其“高级”状态，从而释放体制内蕴的动力和活力。

　　从静态角度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市场各司其职，共同优化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市场在宏观层面推动产业升级与经济调整，在中观层面促进行业竞争与区域协调发展，在微观层面引导企业创新与经营决策，从而提高整体生产效率和效益。政府则通过制定宏观政策，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扶持重点行业和新兴产业，并通过监管与法治保障，维护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防止市场失灵。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静态分析揭示了政府与市场在不同层面的应然职能和作用，然而在现实中，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分工并不总是完美契合。在对这种不完美的持续动态调整中，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断磨合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改革和探索中水平日渐“走高”。从动态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提出，要求政府与市场关系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适时调整。这种调整并非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深植于时代变化背景中的灵活机制，彰显了政府与市场在动态环境下的职能调整和优化。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市场机制的作用更加突出，政府主要通过激励政策来促进市场的创新和竞争；而在经济调整期，政府需要强化宏观调控来确保经济稳定，市场机制则进行适应性调整，继续发挥配置资源和提升效率的作用。通过动态调整机制，政府与市场顺应现实需要发挥好各自作用，实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进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5］。这一机制的深远之处在于，它既是对政府与市场现实中职能关系的优化，更是二者在时代性背景下有效协同的体现。政府通过政策调控确保宏观稳定，而市场则借助自我调节推动创新和效率提升，二者的相互依赖与功能互补在调整过程中逐步实现了有效协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并注入了持续的内生动力。

　　制度的设计与运行往往都具有一定的核心价值和最终目的，反映了制度背后的理念、原则以及对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期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价值目标在于通过体制和政策的安排，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和权益，促进共同富裕，推动全体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从指导思想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高度重视人的社会性和能动性。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性和能动性对生产要素的利用以及对生产方式、交换方式与交往方式的改变具有重要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在资本作为工具和人民作为主体的有机统一中，构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6］。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都是为了提升人的现代化水平与全面发展能力。因此，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将“人”视为社会历史的基本构成要素。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看，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首要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中国共产党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基于这一理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全方位、深层次的变革，建立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和组织框架，有效动员和激活现代化建设的各种资源与要素，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所要解决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人民为中心的高价值目标贯穿其各项政策和制度安排中，体现在保障人民基本权益、促进共同富裕、提升全体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等方面。这些人民性特征是体制设计的核心原则，也是实践过程中始终坚持的基本导向。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宏观调控通过政策手段调节整体经济活动以维持稳定增长，经济治理则通过制度安排保障市场的公平竞争和资源的有效配置。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具备卓越的调控能力，还能够灵活运用多种政策工具，精准执行和监督政策，提供稳定的社会保障，并有效应对内部挑战与外部冲击，维护经济和社会的持续稳定。

　　首先，政府能够灵活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等，以实现对经济的有效调控。这种灵活性一方面体现在政策的多样性上，另一方面体现在政策实施的时机选择上。政府能够根据经济周期的变化和突发事件的发生，迅速调整政策，避免经济的大幅波动，确保经济平稳运行。其次，政策执行的精准性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优势之一。政府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实时监测经济运行状态，确保政策能够及时、准确地传达并落实到各个层面。数据驱动的政策执行方式提高了政策的执行效率，增强了政策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使政府的宏观调控更加精确有效。精准的调控能力还体现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持上，通过针对性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共同繁荣。此外，政府在经济和社会治理中的稳定性、全面性进一步凸显了这一体制的优势。通过建立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政府为全体公民提供普惠的医疗、教育和养老服务等福祉，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新挑战，确保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公平正义。同时，强有力的市场监管和透明的法治建设，保障了市场的健康运行与公平竞争，巩固了经济发展的基础。最后，面对全球经济波动和外部冲击时，政府展现出了卓越的应对能力。通过快速动员资源与调整政策，政府能够迅速稳定经济和社会秩序。例如，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期间，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出台经济刺激计划、加强社会保障等，有效缓解了危机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稳定了民众预期。这种强大的应对能力既维护了国家利益，又增强了体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其在宏观调控与经济治理方面的强大能力，保障了国内经济的稳健发展，成功应对了外部冲击，维持了经济的稳定和活力。随着体制的不断完善，这一核心特征将继续得到强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提供坚实保障。

　　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驱动力和保障机制，二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与发展，使这一体制在全球竞争中具备独特的优势和韧性，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强大支持。

　　科技创新作为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驱动力，推动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结构优化。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科技创新不仅是技术进步的源泉，还是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通过不断推动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科技创新提升了生产力和经济效益，实现了资源的高效配置。这种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符合体制对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增长的要求，同时增强了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在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背景下，科技创新使体制能够保持经济活力，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市场环境。制度创新作为体制运行的保障机制，规定了科技创新活动的利益结构和对市场行为的激励或约束程度［7］，为科技创新提供了稳定的法律和政策环境。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框架和政策体系，推进“放得活”“管得住”有机统一，优化营商环境，为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动提供了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8］，也通过提升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减少了市场的不确定性。这种稳定的制度基础，保障了科技创新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是体制能够有效运行的关键因素。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双重驱动的协同效应是这一体制内涵特征的重要体现。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化和完善。科技创新所带来的新技术、新产业需要相应的制度创新来规范和引导，而制度创新的深化又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更加优越的环境和条件。这种双向互动，形成了推动体制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同时，也提升了社会治理的效率和公平性。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以制度做保障，以经济的现代化为重要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日渐完善、成熟和稳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固的市场主体、完善的市场制度和健全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等全方位保障。通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体制激发了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通过扩大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贸易合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赢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中国经济韧性与稳定性，夯实了现代化的基础；推动创新驱动与科技进步，注入了现代化的核心动力；建立健全市场秩序与法治环境，提供了现代化的坚实保障；制定国际合作与战略布局，拓宽了现代化的全球视野。这一体制的全面实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持久的动力和广阔的前景。

　　经济韧性与稳定性可以降低不确定性和风险，并为长期投资和创新提供保障，从而推动现代化进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3］。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独特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展现出应对外部经济冲击和内部结构性问题的强大韧性，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支撑。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制度化的政策调整机制是应对国际经济变化和国内经济挑战的关键。政策的快速调整能力保障了中国经济在现代化进程中稳步前进。面对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等挑战，各级政府能够灵活运用预设的政策工具迅速应对。这种制度化的政策灵活性不仅增强了经济的韧性，还确保了政策的连贯性和可预测性。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升了经济结构多元化的抗风险能力。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的结合促成各类产业的有序发展，避免经济对单一产业的依赖，构建起涵盖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农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多元化经济结构。这种多元化经济结构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具备更强的调整和应对能力，有效分散了经济活动中的风险，提升了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实现全国经济稳定的重要手段。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促进区域间经济互补与协作，推动各地区根据自身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形成多元化的区域经济布局。这不仅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还增强了各区域的相互依存性，有效规避了区域发展不均衡带来的结构性风险，强化了整体经济的稳定性。此外，体制强调长远的经济结构优化，注重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通过引导传统产业向绿色经济和新兴产业转型，体制确保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通过支持技术创新和环保产业的发展，经济结构得以优化，增强了应对全球经济技术变革的能力。长远的经济结构优化不仅提升了国家经济体系的整体效率，还为应对长期经济问题提供了制度保障。灵活的政策调控、多元的经济结构、协调的区域发展以及长远的经济结构优化，展示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独特优势，构筑了中国式现代化稳固的经济基础。

　　创新是新产品和新生产方法的引入，也是市场开拓和资源配置的重新调整，是现代化的重要引擎与核心动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3］，要求以科技创新支撑高质量发展，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又内蕴着科技创新对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化和资源高效配置的重要作用。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创新机制，国家科技进步和经济结构升级得以促进，现代化进程和质量得到加速提升。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建立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即由政策支持、资金投入、制度创新、人才培养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多要素共同构成的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环境），为科技自立自强奠定基础。在这一生态系统中，各要素相互协同，推动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全方位发展，并形成了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之间的紧密合作网络。此外，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也为创新主体提供了可靠的环境，使其能够专注于长期研发，减少创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这种完善的生态系统不仅支持了科技创新的广泛开展，还为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持续的创新动力。通过集中资源和政策支持，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减少对国外技术的依赖，既提升了国家的科技竞争力，又确保了国家安全和经济独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可靠的战略保障。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要途径。体制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促进创新生态系统的合作，将科技创新成果迅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这样的融合提升了技术应用效率和产业竞争力，推动了经济结构优化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成为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源泉。可见，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优化创新环境、深化改革和完善制度机制方面，有其独特的系统性优势。通过构建高效的创新生态系统，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该体制为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奠定了持久的动力基础。随着这些制度机制的不断完善和深化，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继续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实现提供关键支撑，确保这一独特的现代化路径在全球竞争中行稳致远。

　　市场秩序指的是市场中各类主体的行为规范和相互关系的有序状态，法治环境则是保障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基础，二者共同维护市场经济的运行环境［9］。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健全的法律体系和公正的司法制度，为市场主体提供稳定的制度保障。市场主体在公平、透明的环境中，遵循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进行经济活动，维护市场的平稳有序。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秩序与法治环境规范了市场行为，也为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有力保障。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严格的法律法规和完善的市场规则，确保了市场秩序的规范性和高效性。市场主体在这一框架下，受到明确的行为约束，从而防止市场失灵与不正当竞争的发生。这一规范性不仅维护了市场交易的公正、透明，还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有效抑制了经济波动，构筑了中国式现代化稳步推进的坚实底座。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稳定的市场环境和明确的法治保障极大地增强了市场主体的信心与预期。法治环境通过保障市场规则的连续性和可预测性，使市场主体能够在确定的法律框架内安心开展经济活动，从而降低市场风险，促进资本的有效流动和长期投资，这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起到了关键作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注重将市场秩序的维护与社会公平正义紧密结合。通过公正的法治环境，各类市场主体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的保护和机会，防止了资源与财富的过度集中。市场秩序的良好维护减少了社会不公平现象，推动了社会的包容性增长和共同富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与和谐的发展环境。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着眼于维护现有市场秩序，还通过强化法治环境，推动制度创新。法治环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为制度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其在合法合理的框架内进行，不断优化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结构。法治保障下的制度创新，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路径，驱动着这一进程不断向前发展。

　　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必须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制定并实施系统的国际战略，优化资源配置与市场拓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和政治事务，是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融入全球体系的关键举措。有效的国际合作与战略布局提升了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最大化了国家利益，助力实现长远发展目标。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深化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开放政策显著扩大了国际贸易，利用全球市场的规模效应，提升了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优化了资源配置。这不仅推动了全球资源的合理分配，还通过竞争压力激发了企业的创新与效率提升。同时，跨国投资加速了资本和技术的流动，引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增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此外，通过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体系，巩固了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战略地位与话语权，为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持久的国际动力和资源保障。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推动高水平改革开放与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化新型分工体系、产业链重构格局和国际大循环，参与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等，增强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制度性影响力［10］。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及其他多边组织中的深度参与，保护并拓展了自身的经济利益，推动了全球经济治理向更加公平、高效的方向发展。这一参与为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赢得了更大的发言权，并确保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的稳定、透明，为国内企业创造了更有利的国际经营条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全球战略布局，确保了经济发展所需的战略性资源和技术。体制推动了企业全球化发展，通过跨国并购、技术合作和国际市场拓展，获取关键资源与先进技术。这一布局提升了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增强了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有效的资源配置，体制支持了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为现代化提供了广泛的资源基础与国际市场空间。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对外援助和国际合作，构建了互利共赢的发展模式。通过这些援助和合作项目，体制深化了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软实力。这一合作模式稳定了国际关系，推动了全球共同发展，为中国赢得了更多国际支持与合作机会。通过这种合作，体制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与坚实的国际支持体系。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蕴含着深厚的理论基础，还通过多维策略的实施，构建了现代化路径的系统框架。通过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创新政策的渐进推广以及国内国际的双向联动，这一体制实现了从理论构想到实践落地的全面推进。同时，通过短期效应与长期战略的动态平衡，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持久的驱动力，彰显了这一体制在新时代中的系统性整合与前瞻性布局。

　　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理论优势的有效转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核心在于如何设计并优化政策转化机制，使得市场经济的原则能够在实践中发挥最大效能，进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首先，政策制定必须坚持市场导向与科学设计。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在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其实现是以相应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与各项具体的制度安排为基础的［11］，政策作为制度表达的重要工具，可以提出更具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从而优化制度安排［12］，因此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牢牢把握市场导向。这意味着政策的设计需要深刻理解市场需求，合理配置资源，以提升经济效益并促进可持续发展。政策设计不仅要发挥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还应通过政府的适度引导，维护市场秩序，防止市场失灵或资源配置失衡。此外，政策的科学设计还要具备前瞻性，能够预见可能出现的市场变化并提前制定应对策略。这种前瞻性能够增强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也有助于应对市场中的不确定性和外部冲击。其次，执行机制必须具备协调性与灵活性。政策的成功落实是市场经济体制有效运行的关键。各级政府在政策执行中，需要建立高度协调的执行机制，确保政策在不同区域和部门之间能够无缝衔接、一体推进。这样的协调性有助于避免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因部门壁垒或地方差异而出现偏差。同时，执行机制的灵活性也是至关重要的。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条件各不相同，因此在执行政策时，应允许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优化。这样的灵活性既能更好地适应地方经济的具体需求，又能激发地方的创新活力，为全国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注入多样化的动力。最后，反馈机制必须进行动态调整与优化。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策执行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任务，而是一个需要持续优化的动态过程。通过建立健全的反馈机制，政府可以实时监测政策执行效果，捕捉市场动态变化，从而及时调整政策。动态调整的机制不仅能够提高政策的适应性，还能确保市场经济体制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中持续有效运作。这种反馈与调整的过程，是政策得以长期发挥作用的保障，也是在实现现代化目标过程中保持政策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关键。政策的科学设计、执行中的高度协调性与灵活性，以及持续的动态调整，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功转化为实际效能的关键所在。这一机制设计确保了市场经济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核心作用，为经济的稳健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从试点到推广的创新政策扩展路径，充分体现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灵活性、适应性、科学性和持续优化能力。这一路径不仅有效降低了政策实施风险，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数据，确保政策在推广过程中能够灵活应对各种变化和挑战，最终实现政策的顺利实施并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首先，试点项目的选择和设计必须确保政策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策的成功依赖于其在真实市场条件下的科学验证。试点项目的科学设计允许政策在较小范围内进行测试和验证，收集市场反馈，识别潜在的问题，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这一过程可以确保政策的可行性与适应性，并为更大范围的推广奠定基础。通过试点项目，政策制定者能够在实践中积累宝贵的数据和经验，确保在全面推广时具备充分的科学依据和操作性。以智能制造设备购置补贴、研发创新税收优惠和人才引进专项支持政策为例，政府优先选择上海、深圳等市场环境和产业基础比较好的城市进行试点，通过实践验证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其次，政策推广必须确保政策覆盖的广泛性与社会接受度。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在政策推广过程中，既要关注区域和行业的差异化需求，又要注重政策的广泛性和包容性。这意味着在推广政策时必须考虑到不同社会阶层和区域的具体条件，确保政策能够得到广泛的社会接受并有效实施。通过政策覆盖的广泛性和包容性，可以增强政策的社会基础，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在全社会的广泛推进。例如，在推广智能制造政策时，面对市场经济不够发达的地区和不具备条件的中小企业，建议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和提供技术支持，来扩大政策的社会接受度与影响力。最后，反馈机制与动态调整必须确保政策的持续有效性。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立健全的反馈机制和实施动态调整是政策成功的关键。建议在推广过程中，特别是在实施的早期阶段，通过实时的市场监测和反馈系统，及时捕捉政策实施中的问题。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对政策进行灵活调整，以保持政策的长期适应性和有效性。如增加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和优化税收优惠政策。这种动态调整能力确保了政策的持续有效性，使其能够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实现长期支持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强调在合作共赢中实现全球共同繁荣。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合作和全球化路径的拓展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求，更是推动全球和平与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中国不仅能够巩固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还能为国内现代化进程创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而实现和平发展的长远目标。

　　首先，通过国际合作构建有利的全球经济环境。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世界接轨，是构建更加公平、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关键前提。通过体制间的接轨，各国可以在兼容的制度框架内进行合作，减少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摩擦，提升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和公平性。这一接轨有助于推动国际规则的统一，为各国提供更加平等的发展机会。随着这种秩序的建立，深化与主要经济体在贸易、投资和科技领域的合作，将稳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并为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外部支持。同时，全球市场的开放性得以维护，外部经济风险也能得到有效管控，从而减轻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冲击。其次，通过全球化战略助力市场与资源的拓展。全球化战略的推进，不仅在于开拓国际市场，还在于多渠道获取全球资源。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背景下，逆全球化布局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将部分高附加值产业链环节转移至风险较低的区域，能够有效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性，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这样既能满足国内市场对资源和技术的多样化需求，又能推动相关产业的升级和创新，进一步加速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最后，构建全球合作网络以提升科技与创新能力。科技与创新是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动力，通过构建“全球创新生态圈”，可以形成一个跨国合作、资源共享的创新网络。这一生态圈将全球的创新资源和人才汇聚在一起，打造一个开放、包容、互联互通的全球创新体系。通过参与全球创新联盟，强化与国际科技机构的合作，将有助于引进全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国内科技创新性发展。在增强中国科技实力的同时，也将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注入持续的创新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追求眼前的经济繁荣，更致力于构建能够应对未来挑战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在全球资源与环境危机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借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辟绿色发展、社会包容性增长和创新驱动的多维路径［13］，以确立中国在全球发展格局中的新范式。

　　首先，通过市场机制推进绿色发展与生态保护，打造“生态经济体”。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在绿色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政策引导与市场激励相结合，推动企业和市场主体积极投资绿色技术与低碳产业，形成“生态经济体”，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深度融合。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可以确保绿色经济成为新动能，使中国在全球绿色转型中发挥领导作用，树立生态经济的新标杆。其次，借助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社会包容性增长与共同富裕，构建“社会共生体”。市场经济体制为社会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有效的机制和工具。通过市场的竞争与创新激励，结合政府的调控和社会保障，构建“社会共生体”，确保经济发展红利惠及各个社会阶层。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将社会创新与活力注入现代化进程，形成一个互为支撑的社会网络。这一网络不仅可以减少社会不平等，还可以增强社会凝聚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最后，利用市场化改革与制度创新，塑造“弹性经济体”。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下，市场化改革与制度创新是塑造“弹性经济体”的核心。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优化产业结构，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功能与政府的宏观调控相结合，形成一个既具备内生增长动力，又能灵活应对外部冲击的经济体系［14］。制度创新则为经济发展注入持续的动能，确保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长期领先地位，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成功提供坚实保障。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造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经济体”“社会共生体”和“弹性经济体”，探索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全新路径。这不仅为国内现代化提供了持久的动力，也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树立了新的标杆，彰显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新时代的创新力与驱动力。

　　四、结　　论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是国家的发展目标，也是全球发展路径的创新性探索。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这一进程的重要保障，反映了经济领域的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更折射出一种深层的历史使命与未来愿景。在全球经济动荡和不确定性加剧的时代背景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高和谐关系、高价值目标、高调控能力和高创新动力，彰显了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经济体制在实现经济稳健发展的同时，兼顾社会公平与创新驱动，以系统性优势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卓越能力。其经济发展的韧性与稳定性，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稳固的经济基础，确保在面对内外部挑战时的可持续发展；其创新驱动与科技进步，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现代化进程提供持续的动力；其市场秩序与法治环境，有利于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经济环境，促进经济效率与社会和谐的同步提升；其国际合作与战略布局的现代化全球视野，有利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空间，增强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推动现代化进程与全球发展同步推进。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的，要“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2］，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和制度优势，只有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措施和现实的治理能力，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因此，引入未来导向和战略思维的元素，制定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支撑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路径与前瞻策略，意义重大。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0-11-04（1）.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3］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1）.

［4］李京京，李红亮.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三重追问［J］.经济问题，2024（1）：25-32.

［5］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课题组.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J］.改革，2024（6）：30-39.

［6］戴木才.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性发展［J］.哲学研究，2023（12）：14-26+124.

［7］刘志彪.以新型生产关系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J］.理论探索，2024（3）：5-11.

［8］宁阳.既“放得活”又“管得住” 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J］.人民论坛，2024（14）：22-24.

［9］任保平，李培伟.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4（2）：3-24.

［10］权衡.中国式现代化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J］.探索与争鸣，2024（3）：5-8+177.

［11］于金富，陈超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体系构建及其重点环节［J］.经济纵横，2023（9）：8-13.

［12］段宇波.制度与政策耦合下的国家治理逻辑与路径探索［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3（3）：151-156.

［13］乔榛，徐宏鑫.高质量发展的体制基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J］.求是学刊，2023（6）：1-10.

［14］杨宜勇.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四梁八柱［J］.前线，2023（4）：16-20.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融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教学研究”（23JDSZK098）

作者简介：何建宁，西安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责任编辑：李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