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把抗日战争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而中国军民之所以能够取得战争最后的胜利，其根本原因是我们的实力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局部的胜利都成为我方在全局天平上的砝码，积小胜为大胜，在胜利成果的不断累积之下，最终实现了强弱地位的互易和战争局势的扭转。

　　一般来说，积小胜为大胜是弱者在面对强者时，求取胜利的不二法则。从表面上看，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武器装备、训练水平、民心向背、战争时机等等都有可能对战局走向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但是，从本质上讲，参战各方的综合实力才是决定胜败的根本原因，不管在外化形态上多么先进的战争，都要遵循强胜弱败的丛林法则。小到基本作战单元，大到国家或者政治集团，只要在战争开始之时处于实力对比的劣势，想要达成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决定性胜利是不可能的，也是违背战争基本规律的徒劳妄想。只有通过不断积累胜势，以增强自身、削弱对手，在实现了综合实力强于对手的转变之后，才有可能扭转战局、取得胜利。

　　对于强者而言，积小胜为大胜同样是一种符合战争自然逻辑，有利于实现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战争是一种高层次的对抗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因其对交战各方均存在一定程度的杀伤性与破坏性，就有可能对广大人民，尤其是战争的直接参与者的基本生存权利产生难以估量的潜在威胁。基于这样的考虑，战争指导者必须坚持极为审慎的态度，抓细抓小、循序渐进，以抽丝剥茧般的细致与耐心拨开战争迷雾，从而率领人民群众跨过重重困难，踏上“胜利的坦途”。倘若犯了战争的“急性病”，总想和对手来一场决定国运的战略决战，就很容易被敌人抓住弱点、避实就虚，使原有的优势特长不能够得到充分发挥，轻则延缓战争进程、削弱胜利效果，重则受累于要害之伤、失去继续战斗的能力。

　　从逻辑顺序上来看，积小胜为大胜，也是低层级战果向高层级战果转化的过程，以战役战术上的“小胜”为基础，以战略全局上的“大胜”为目标。历史地看，战争是具有比较明显的层级特点的，并且随着人们对战争认识的不断加深和战争经验的不断丰富，其层次性的表现更为明显。比如原始社会的战争，通常起因简单、发展迅速，没有过多的运筹谋划，以最为简单的肢体对抗进行战斗。现代战争，不仅要有战略层面的政治考量，同时也要兼顾战役战术层面的排兵布阵、作战协同等内容，抓住从小胜到大胜的关键节点。

　　从战略上来说，要善于把握全局特点，对诸如战争性质、人民利益等根本性问题要有理性分析和科学认识，并以高度的战略自信和极强的战略定力进行战争谋划和实践活动。就人而言，“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要想成为战略层面的设计者和指导者，就要有扎实长久的基层调研和工作经历。毛泽东之所以能在民族危亡之时写出《论持久战》，成为指导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逐步走向胜利的基本方略，与他长期深入农村和军队调查研究，细致科学地总结归纳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有着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

　　战略设计不是空中楼阁、主观臆断，如果没有大量的事实依据做铺垫、打基础，很可能造成路径上的根本错误。此外，落实战略计划的信心和定力也是必不可少的。虽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但不管是作战部队还是人民群众，都欢迎成功而力避失败，对大胜的喜欢程度也远超过任何一次小胜，这从根本上说是人对于美好事物的一种本能追求，无可厚非且无法避免。而要实现由小胜向大胜的转化，关键在于对战争节奏恰到好处的把控和解读，让战争参与者明晰己方所处的地位和状态，增强对小胜的认同感、获得感，以思想共识启发行为自觉，推动战局朝着既定的战略方向发展。

　　从战役战术上来说，要善于区分全局与局部、一般与特殊，在严格落实战略方针的基础上，由点到线、由线成面，集聚起克敌制胜的磅礴伟力。简单来说，积小胜为大胜，其实就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是为了增强战争效益，减少战争对人民群众的危害，必须在量变的过程中同时关注好“量”和“质”两个方面的内容。不管战争形态如何演变，物质上的实力都是衡量强弱的重要标准，每消灭一个敌人、摧毁敌军的一件装备，都会让自己的胜算多一分、让敌人的被动多一分。

　　同时，也要抓住可能由小向大嬗变的关节，打好影响军民士气的正义之战、促进态势转变的节点之战、接近战斗顶点的意志之战、塑造开篇布势的开局之战、危及战争成果的收官之战等等，在关键局部上倾注战役乃至战略的力量，抓住要害以确保万无一失。比如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上甘岭战役，当若干小高地上的得失已经关乎战役全局、军心士气甚至是谈判进程的时候，从指挥谋划到保障力量，都从战略层面向战役战术的要点聚焦，抓住了积小胜为大胜的关键，取得了来之不易的宝贵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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