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战争并非在传统战争方式下应用智能技术，而是在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后，对战争方式的颠覆式影响以及随之产生的全新的军事竞争方式。随着军事竞争涉及的领域和体系持续复杂化，体系化竞争已成为现代和未来战争最根本的特点之一。

　　所谓体系是由多平台、多系统构成的能够高效协同的有机整体。体系以持续开放、变化并追求自身协同效率和对于对手的不对称优势为基本特点，因此体系竞争自然以体系涉及领域的复杂度和运行效率为首要，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入，无疑可以在整体和各分支领域内都极大地提升体系运行效率。特别是可以独立完成“观察——判断——决策——行动”(OODA)循环的自主智能武器进入战场之后，人类在退出一线战场的同时，必须全面认识智能战争在战争各层面、各环节的变革与挑战。

　　根据OODA循环理论，虽然作战的效果在于行动，但是行动来源于OODA循环的闭环和效率，如果循环被打破，也就是“观察——判断——决策——行动”这一链条的任一环节被打破或被误导，都会因产生混乱、延迟、孤立而可能导致瘫痪进而失败。现代战争进入体系对抗时代后，由于对抗的复杂性不断提升，高效率地确保在军事行动中各层面OO-DA闭环就更为重要。而人工智能技术在各环节的进入无疑也加剧了军事技术协同进步的复杂性，需要根据OODA各环节特点加以研究。

　　第一，情报与侦察技术的巨大变革。

　　情报历来是可能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随着现代战场边界的不断扩展，对情报的范围和要求也大幅提高。21世纪初，信息物理系统的成熟催生了工业4.0.各种传感器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各个领域，促进了智能传感器等相关技术的快速进步。同时，卫星、红外、社交网络的技术进步大大丰富了侦察手段。在一线军事人员和装备上装载各种传感器可以实时把战场前线各种数据传递到后方指挥中心。

　　特别是战场侦察这一高危任务越来越多地由无人装备承担后，OODA循环中的“观察”问题貌似将得到较好的解决。但是，海量的情报却对“判断”和“决策”环节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如果基于传统的情报分析、处理方式，如此海量的情报信息很难得到高效地充分利用。因此，情报的数量不能直接转化成战斗力，只有当有价值的情报精准地进入到对应的OODA循环中，情报的价值才能得以发挥。虽然，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技术方向，但同时也对军事决策组织系统变革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第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情报分析的挑战。

　　如前所述，面对海量的情报，如何区分真伪和价值并将之传送到需要的决策者或行动执行者手中却是情报分析人员也就是判断者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总体而言，情报冗余要比情报不足好得多，因为情报间可以相互验证和辨伪，足够多的情报可以建立基于大数据的现实模型，反映出对手的实时动态。但要实现这一效果，必然要以人类无法承担的海量情报分析为基础。相较于已经快速进步的情报获取和侦察环节，以及依靠军事体制改革和技术进步融合实现的全域联合指挥系统，中间的这一“判断”环节尚面临巨大挑战。

　　虽然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进步有助于解决海量的情报分析工作，但人工智能并非一种可以“拿来即用”的技术，任何一个专业人工智能模型的形成都是需要反复模拟与培训的。一个应用良好的军事情报处理智能出现，取决于其对于情报处理反复的学习和效果验证过程，还需要有科学、先进的情报分析理论及大量智能培训作为支撑。而且，任何一个人工智能都可能被欺骗与蒙蔽。一旦人工智能的一些工作逻辑被对手掌握，对手就可能针对性地构造伪情报加以欺骗和诱导。可以推断，面向智能分析的情报战博弈，必将是未来智能战争中前线战场之外，OODA攻防与技术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全域联合指挥的必要性。

　　传统战争的指挥方式是一种基于军队组织架构的逐级向下的指挥方式。但是，在战争进入体系对抗时代后，这种传统的逐级指挥方式，会使情报和指挥系统都呈现出“孤岛化”特征，进而导致战争组织碎片化，体系运行效率低下，会在快节奏的现代战争进程中暴露出僵化、低效等致命缺陷。随着现代技术的快速进步与融合，越来越多的新质、新域战斗力不断加入作战体系，这种基于军队组织架构的情报与指挥方式不适应性将日益明显。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军事强国开始压缩指挥层级、打破军兵种界限、重构统一的战场情报指挥网络，建设全域联合情报指挥系统，并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提升战争中自身决策系统在各类军事行动OODA循环效率，形成明显的不对称优势。焦点之一就是人机协作的决策分工界面问题。从战争伦理上，这是谁来领导战争，谁指挥谁的问题。但事实上，这更是一个技术问题，是技术发展如何兼顾战争伦理与行动效率暨OODA循环效率的问题。如果仅从伦理角度认识，恪守每个决策必须来自于人的原则，结果必然会导致技术发展缺失。因为在高度复杂的体系化战争中，一次军事行动涉及多层级、多方面、多频次的OODA循环，智能战争中各种决策任务的繁琐和精准要求会呈现出超出人力负担的趋势。

　　在决策问题上的人机协作与分工是不可回避的。军事行动中，很多决策是简单决策，特别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武器装备大量投入前线以后，大量机器自主决策不可避免。而人类指挥官除了要将影响战争节奏与规模的复杂决策权控制在手里，还要有高效掌握并及时干预智能化军事行动的能力。在多领域智能化对抗中，人类指挥官通过全域联合指挥能力，能够精准把握战争节奏，根据各方面环境变化，及时掌握和干预全领域军事行动智能化的推进。这种能力不能因伦理问题被排斥，而必须靠技术发展来有效实现。

　　第四，智能战争中的人机交互界面。

　　随着情报侦察技术的快速进步，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和联合全域情报指挥系统的建设，未来智能战争的OODA循环必然更加高效、迅捷。但是与前线战场的“无人化”趋势不同，情报、判断、决策环节都无法离开人脑的智慧，相关工作必然是人机协同开展的。特别是判断与决策环节，既需要人工智能对于大数据处理和无人装备高效协同的巨大不对称优势，也需要人的综合判断与决策能力，以确保战争的节奏与规模始终被严格控制。

　　如前所述，这一问题虽然涉及战争伦理，但本质上是一个严肃的技术问题，即智能战争中人机协作界面的设定与实现问题。人与人的交流相较于智能机器间的信息传递，效率和准确性都存在巨大差距。智能战争正是因为这种巨大差距产生的不对称优势逐渐走进现实。然而技术的发展永无止境，技术发展过程也不可能一直保持平衡，过于追求智能技术带来的效率优势，就必然会将战争中的决策权分配向各类人工智能倾斜，进而可能在其它层面积累不可控的风险。

　　目前，在智能战争各层级、各领域OODA中的人机协作界面都是复杂的高技术问题，除涉及技术发展自身外，也涉及战争形式、战场组织、军事改革与战争伦理等诸多方面。这就需要对军事智能技术的发展实现有效管控，避免为追求智能作战体系的全域运行效率，不断向人工智能让渡决策权力。

（责编：常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