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60周年作出重要批示：“60年来，在建设和养护公路的过程中，形成和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川藏铁路开工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发扬“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高质量推进工程建设。2025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要大力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各类人才奋发进取、担当作为。

　　“两路”精神形成于川藏、青藏公路建设的伟大实践。70多年前，11万筑路大军在极其险恶的自然环境、极其复杂的地理条件下，利用极其简陋的施工器具、极其匮乏的建筑物资，完成了极其艰巨的工程任务，于1954年建成总长4360公里的由雅安至拉萨的川藏公路、由西宁至拉萨的青藏公路，结束了西藏没有现代公路的历史，创造了人类公路建设史上的奇迹。一代代“两路”建设者、养护者数十年如一日，甘当路石，修筑了雪域天路，铸就了“两路”精神的丰碑。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彰显了不畏艰难险阻的革命英雄主义。“两路”修筑里程之长、海拔之高、工程之艰巨，为世界公路史所罕见。极其复杂的地质条件和气候环境，使筑路修路险象环生，物资补给、后勤医疗等也十分困难。大雪封山、山洪滑坡、风暴雪崩等自然灾害更是难以预测。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筑路大军拿着简易工具，以血肉之躯战天斗地，书写下一段段感人肺腑的英雄故事。1950年8月，抢修川藏公路道孚县一座桥梁时，战士们不顾个人安危，英勇扑进河中，站在漂流的木料上用长钩、撬棍拆散木垛，不料木垛突然散开，横冲直撞，11名战士被撞落水、英勇牺牲。后来，这座桥被命名为“忠烈桥”。雀儿山素有“川藏公路第一险”之称。1951年冬天，筑路部队为打通雀儿山，战士们把绳子系在腰间，悬空打炮眼炸出道路。年仅25岁的张福林在爆破过程中不幸被坠落的巨石砸成重伤。牺牲前，他对战友说：“不要管我，快把公路修到拉萨去!”修建川藏公路怒江大桥时，战士刘纪春因连续作业身体疲劳，不慎掉进正在灌注水泥的桥墩里，待其他战士发现时，水泥已经凝固，多次营救失败后，战友们只能将刘纪春埋在桥墩里。如今每当车辆经过大桥，仍然保持鸣笛致敬的传统。被誉为“青藏公路之父”的青藏公路运输指挥部总指挥慕生忠，在一把铁锹把上刻下“慕生忠之墓”五个字。他说，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据统计，两条公路修建期间，3000多名英烈捐躯高原，在通车后的60多年里，300多名汽车兵长眠于雪山冻土之中，以生命践行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崇高精神。

　　“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彰显了积极进取、乐于奉献的高尚情怀。川藏公路要翻越二郎山、雀儿山等14座大山，横跨大渡河、金沙江、怒江等10多条大河，横穿龙门山、通麦等8条大断裂带。青藏公路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最高处达5231米，施工时最低气温达零下40摄氏度，空气中含氧量不足内地的一半。当年公路动工时，筑路大军没有一张完整的地图、没有任何地质水文资料。为了找到合理路线，修公路的踏勘队历时1年3个月，翻越60多座大山，徒步4000多公里。其间与司令部失去联系，以至于在他们完成任务返回前，大家都以为他们已经牺牲了。在高海拔、氧气稀薄地区进行高强度的作业，消耗的体力比在平原地带要高出好几倍，抡大锤成了战士们较量意志的竞赛。有的战士集中精力挥动铁锤打炮眼，双手虎口被震裂却毫无觉察;有的战士手握钢钎时间太久，手和冰冷的钢钎冻在一起。一个叫杨海银的战士一天竟打出了1000锤的纪录，被誉为“千锤英雄”。越是困难的条件，越能激发战士们顽强拼搏、甘当路石的精神力量。在二郎山的绝壁上，战士们把自己吊在近乎垂直的半山腰，一人扶着钢钎，一人挥舞铁锤，以每公里牺牲7人的巨大代价，硬生生在峭壁上凿出了一条天路。“二呀么二郎山，哪怕你高万丈，解放军，铁打的汉，下决心，坚如钢，要把那公路修到那西藏……”当年一曲《歌唱二郎山》传遍全国，感动、鼓舞和激励了无数新中国的建设者。青藏公路修通后，国家为支持青藏地区发展，进口了“大依发”运输卡车，这是青藏线最主要的运输工具。由于青藏高原气温低，发动汽车需要用火烤差速器、变速器和发动机，战士们就从棉服里撕棉花来解决点火问题。因此，他们衣衫破烂、蓬头垢面、满身油污，自称“叫花子兵”。他们坚持“宁叫人吃千般苦，不让车受半点损”，把只能跑5000公里的汽车跑到了50000公里。

　　“军民一家、民族团结”彰显了军民血肉相连的鱼水深情。在“两路”修筑过程中，党中央要求进藏部队“不吃地方”，充分尊重少数民族同胞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促进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筑路官兵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积极帮助沿线群众进行生产劳动，一心为民做实事，沿线各族人民也表达了强烈的拥军热情。由于历史的原因，原先在藏族内部一些地区，不允许其他区域的牦牛跨地区运输、放牧，甚至宗与宗之间的草地也有着严格的分界线。但是为了支援修路，各区域打破了原来的界线。藏族女工曲美巴珍在1950年解放军经德格向金沙江进军开始，便牵着两头牛、一匹马，同邻居们一起加入了支援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运输队伍的行列。有一次，她的牛累得走不动了，她就自己背着50多公斤重的担子继续前进。在四川巴塘，为欢迎解放军进藏，按照当地用蒸肉包子宴请尊贵客人的习俗，巴塘群众制作了可供一个班的人食用的大包子。从此以后，“团结包子”也被赋予了藏汉团结、军民团结的美好寓意。修筑进藏公路，在无形中将解放军与西藏各族同胞紧密相连，构建起了军民鱼水的情感纽带。“两路”筑好后，藏族同胞亲切地把川藏、青藏公路称为通向北京的“金桥”。这座“金桥”让北京与拉萨、内地与高原“心连心”，在党和各民族之间架起了一座“心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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