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时指出：革命战争年代，吕梁儿女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吕梁精神。我们要把这种精神用在当今时代，继续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时指出：山西也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是抗日战争主战场之一，建立了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闻名中外，太行精神、吕梁精神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吕梁精神扎根于吕梁山区悠久的历史文化土壤，形成于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1925年10月，中共汾阳特别支部成立，吕梁地区第一个党组织诞生。1931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在辛庄村(今属交口县)成立，是党在山西建立的第一支革命武装，也是北方地区党领导的最早的红色武装之一。1936年2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1937年10月起，八路军开赴吕梁地区，领导创建了晋绥抗日根据地，歼灭并牵制了大量日军。1948年春，毛泽东在兴县蔡家崖发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完整阐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以及土地改革工作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为夺取全国胜利指明了前进方向。正是在沟壑纵横的吕梁山上，吕梁人民与党同心同德，以无比的忠诚、无私的奉献和无畏的斗争，谱写了革命斗争与艰苦创业的不朽华章，铸就了“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敢于斗争”的吕梁精神。

　　对党忠诚是吕梁精神的政治灵魂，体现了吕梁儿女坚定的政治立场和理想信念。革命战争年代，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吕梁儿女义无反顾，投身于拯救民族危亡的事业之中。晋绥抗日根据地凭借其特殊的战略地位，成为阻击日军西进、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坚固屏障。吕梁军民同仇敌忾，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先后取得了田家会、甄家庄等战役战斗的胜利，多次粉碎日军渡河西犯、威胁党中央的企图。晋绥抗日根据地是党中央联系华北、华中、华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是重要的战略枢纽。在晋西北，党领导开辟了三条秘密交通线，承担着传递指示情报、护送干部、转运物资的艰巨使命，有力支撑起党中央对全国战局的战略指挥。据统计，从1942年10月至1945年底，经由这条秘密通道安全护送的干部多达2800余人，其中包括20多名第七届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以及800余名党政军领导骨干。刘少奇、彭德怀、陈毅等党和军队领导人，都曾在晋绥军民的忠诚护卫下安然过境。一抔热土一抔魂。吕梁儿女用鲜血和生命践行着对党绝对忠诚和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1932年出生于吕梁文水云周西村的刘胡兰是一名预备党员，1947年1月因叛徒出卖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她大义凛然道：“怕死不当共产党!”说罢昂首挺胸，从容就义。正在陕北转战的毛泽东得知她的英雄事迹后，提笔写下八个大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吕梁儿女将满腔忠诚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的事业，他们的英雄壮举是吕梁精神中最璀璨的篇章。

　　无私奉献是吕梁精神的厚重底色，展现了吕梁人民顾全大局、倾力奉献的崇高境界。从烽火连天的前线到巩固后方的生产，从秘密交通线的穿梭到支前队伍的奔忙，吕梁人民以“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觉悟倾其所有为革命。1940年2月，为解决财政经济困难，保障抗日武装必要的粮食服装供给，晋西北行署决定以两个月时间进行扩兵、做军鞋、献金、献粮的“四大动员”。经过动员，全区集粮9万余石，献金18万余元，扩兵15万余名，做军鞋11万余双，有力地支持了抗战。其中，兴县黑峪口开明士绅刘少白主动捐粮50石、银元700多元。兴县蔡家崖开明士绅牛友兰捐粮115石、银元8000多元，布匹、首饰、器皿若干，捐献的布匹装备了八路军1个团。据不完全统计，从1940年至1945年，吕梁人民共交纳公粮675万公斤，晋绥根据地吕梁几个专区支援党中央的经费占到财政收入的70%，其中1943年上交中央的经费甚至占到吕梁各县财政总收入的81%。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厅长南汉宸专门谈到晋绥的贡献：“使党政军人员生活，进入相对的丰衣足食程度。”1947年7月召开的小河会议上，在谈到陕甘宁和晋绥联防时毛泽东强调，“陕北在军事上、财政上以依靠晋绥为主”。解放战争战略反攻开始后，西北野战军因连续作战，急需补充兵源。晋绥人民积极参军参战，从1947年7月到1948年6月，全边区有1.9万人参加了人民军队。边区党和政府还及时动员组成了大批民兵参战队、学生战地服务队、民工担架队和运输队，随军开赴西北前线。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中，吕梁儿女为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无私奉献，他们以甘当“螺丝钉”的执着，将涓滴之力汇聚成不可阻挡的磅礴力量。

　　敢于斗争是吕梁精神的鲜明品格，彰显了吕梁军民坚强不屈、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革命战争年代，晋绥军民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彰显出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1938年3月，八路军120师粉碎了日军对晋西北的五路围攻，一举收复岢岚、五寨、神池、保德、河曲、偏关、宁武7座县城，歼敌1500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1938年9月，115师343旅先后在汾离公路上的薛公岭、油房坪、王家池三地伏击日军，三战三捷，歼敌千余人，有力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1942年5月，晋西北军区部队攻占了田家会附近要地，将日军压缩到田家会村内，经过激战，日军大部被歼，创造了反“扫荡”以少胜多的光辉战绩。1941年到1942年间，日军连续“扫荡”晋绥根据地，并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蚕食”政策，根据地的面积日渐缩小，面临严重困难。晋绥分局在全边区部署开展“挤敌人”斗争。在军事上，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坚决打击敌人的进攻、“扫荡”，采用各种方法，把敌人挤到交通干线上，挤到据点里，并挤掉某些据点。在政治上，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日、伪军和伪政权，肃清“维持会”和汉奸特务组织。在经济上，坚决打击敌人的掠夺，破坏敌人对敌占区人民施加的沉重捐税;严禁伪币在根据地内流通，巩固与提高农币的信用，加强根据地的生产建设。1943年，晋绥军民共“挤”掉日军据点70多个，收复村庄1000多个，粉碎日军大小“扫荡”13次，根据地的困难局面得到改观。在“挤敌人”的斗争烽火与根据地的发展建设中，吕梁山上唱响了一曲曲英雄壮歌。蒋三、李有年、崔三娃等战斗英雄令敌人闻风丧胆，张秋林、温象拴等劳动模范在生产战线上树立了标杆。以民兵英雄为原型，1945年马烽、西戎创作发表了《吕梁英雄传》，真实再现了吕梁儿女在民族存亡关头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坚守、在艰苦卓绝环境中顾全大局的奉献担当、在强敌压境时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作者系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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