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孙吴县日本侵华罪证陈列馆的展柜中，摆放着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炮”——侵华日军使用的八九式掷弹筒。日军侵华时期，孙吴县因地处战略要冲，被打造成进攻苏联、巩固东北殖民统治的核心军事要塞，大批兵力与武器装备在此部署，用于日常守备与军事演练，八九式掷弹筒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款。

　　当目光触及这门掷弹筒，冰冷的金属外壳仿佛仍在低吟那段被炮火撕裂的岁月。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历程中，日军武器装备以精巧实用却又极度残酷为特征，八九式掷弹筒虽非重型火炮或战略级武器，却凭借侵华战争中的高频使用、灵活战术及对平民的毁灭性打击，成为日军推行侵略战争的关键工具。这一侵华物证，用沉默自证其罪，它不仅是一件轻型武器，更是一段血泪历史的缩影，是侵略者暴行的铁证。

　　追溯其研发渊源，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成为重要转折点。当时，日军为攻克俄军旅顺要塞付出惨重代价，俄军除凭借马克沁重机枪造成日军大量伤亡外，还将47毫米海军炮以大角度倾斜安装在炮架上，改装成原始迫击炮，其发射的炮弹能以弯曲弹道精准落入日军隐蔽工事，给予日军沉重打击。日俄战争结束后，日军渴望研制出一种可打击障碍物后方目标的步兵支援武器，以填补迫击炮与手榴弹之间的火力空白。但受当时日本工业基础薄弱、钢铁产量有限的制约，日军只能另辟蹊径，研发出一款轻便的单兵武器——1921年定型的“大正十年式”掷弹筒。

　　该型号掷弹筒存在射程过近、安全距离不足等缺陷，日军遂在其基础上持续改进，最终于1929年（日本皇纪2589年）成功研制出八九式掷弹筒。日本军方将其定位为“步兵班级火力倍增器”，核心优势凸显为“轻便、速射、易携、高效”。自1932年正式列为制式武器至1945年，该掷弹筒累计生产约12万门，广泛配属日军小队、班一级作战单位。

　　作为一款针对性研发的步兵支援武器，八九式掷弹筒在设计上极具“战场适配性”。它采用滑膛式管状结构，口径50毫米，全长约413毫米，重量仅4.7公斤左右。相较于约20公斤的迫击炮，便携性优势极为突出，既可由单兵背负，也能由两人协同携带，对战区地形与运输条件几乎无特殊要求，可全程伴随步兵行进作战。在性能参数上，其有效射程达500米，最大射程可至700米，有效杀伤半径为8米，不仅能发射高爆弹，还可搭载信号弹、毒气弹等多种弹药，任务覆盖范围广泛。尤为关键的是其卓越的曲射能力——通过旋转内部螺杆改变气体膨胀容积，无需复杂瞄准装置，即可在固定角度下自由调整射程，精准打击掩体后方、工事上方、山脊线后方等常规武器难以触及的“死角”目标。这一特性使其在山地作战、村落争夺、城市巷战等复杂场景中极具杀伤力。

　　在侵华战争中，八九式掷弹筒的战术价值被日军发挥到极致，成为其实施侵略暴行的“得力工具”。该掷弹筒广泛部署于日军步兵联队、独立混成旅团、特务机关及宪兵队，成为“小队级”火力核心。每个步兵小队通常配备1至2门，每组携带8至16发弹药，操作手被称为“掷弹筒手”，地位堪比“轻型炮兵”。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战场上，这种掷弹筒以每分钟20至30发的射速，向中国军民倾泻了数以万计的弹药，其刺耳的爆炸声与刺眼的火光，曾响彻华北平原、江南水乡、西南山地的每一寸土地。在百团大战后期的关家垴战斗中，被八路军包围的日军冈崎大队，凭借地形构筑临时工事与暗堡掩体，以八九式掷弹筒配合重机枪负隅顽抗，给八路军带来重大伤亡，其凶残的实战威力可见一斑。

　　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全然无视《日内瓦公约》与《海牙公约》中禁止使用武器攻击平民的国际法准则，将八九式掷弹筒广泛用于城市、乡村、学校、庙宇等非军事区域。在对华北、华东农村的“扫荡”行动中，日军常于夜间向村庄、交通线、游击据点发射“冷炮”，无规律地制造“随时可能遭袭”的恐怖氛围，迫使抗日游击部队频繁转移阵地，民众因恐惧不敢与抗日力量接触。有亲历战争的老者回忆：“那声音像雷，却比雷更可怕——它不一定直接打人，却让人整夜不敢合眼。一听到‘嗖’的炮弹破空声，全村人就往地窖里钻。”《荻岛静夫日记——一个侵华日军的战地实录》中，也记载了日军的残暴行径：“接下来，我军扫荡了淮口村落的全部老百姓。”“傍晚，我们使用了掷弹筒之后，队长带领着我们拿着刀把数名俘虏兵作为试刀的对象，一个个杀掉。”

　　据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档案证实，八九式掷弹筒的使用频率与平民伤亡率呈显著正相关。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日军在长江沿岸村落中大量使用该掷弹筒实施“扫荡式清剿”，对疑似“游击队藏身地”进行“定点清除”，而这些被炸的村落里多为手无寸铁的普通农民。中央档案馆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同样记载了日军在汉阳的暴行：“次日，寇派军用汽车4辆，载寇80余名，武装齐全，驶至新隆集，蜂拥下车，向汉阴山猛扑。对逃避狂奔之男女，连续以机枪、掷弹筒扫射。留守房屋之老弱残废，亦被寇刺杀。”

　　此外，日军还在部分战区对八九式掷弹筒进行改装，用于发射毒气弹或燃烧弹，进一步加剧了其破坏性。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日军将该掷弹筒发射的普通榴弹替换为芥子气弹，在山西、河北交界地带对八路军据点及周边村落实施毒气袭击。这些“毒弹”虽体积小巧，但爆炸后毒气迅速扩散，数小时内便导致数十人窒息死亡。当时的抗战官兵普遍缺乏防毒面具，许多原本坚固的堡垒也因此被日军攻破，无数军民在毒气中痛苦离世，这些都是日本侵华罪恶的铁证。

（责编：田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