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鄂豫地方武装在敌后浴血抗战，逐步发展壮大为新四军第五师（以下简称五师）。这支英雄部队长期孤悬敌后、远离主力，深陷日伪顽三方夹击的困境。在李先念师长的率领下，五师创造性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广泛团结工农群众、开明士绅、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等进步力量，在复杂斗争中凝聚抗战合力。湖北省档案馆保存的一组档案，真实见证了五师在敌后抗战的艰苦环境中，打破孤立无援的困局，持续壮大抗日力量，拓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艰辛历程。

　　情系乡贤：“拜年帖”中的肝胆相照。五师在鄂豫边区创建抗日民主政权过程中，坚决贯彻党中央1940年提出的“三三制”原则，并将这一原则贯穿边区政权建设全过程，成为凝聚各阶层力量、坚持抗战的重要基石。根据地严格遵循共产党员、党外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的规定，从军政联合办事处到县、乡各级政权，广泛吸纳开明士绅、民族工商业者等社会贤达参政议事，彻底打破阶级壁垒，让中间势力在根据地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亲历边区民主选举后，盛赞这样的政权“是真正进步、真正民主的政权”。

　　从1940年京山八字门第一次军政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鄂豫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到1941年向家冲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改组为鄂豫边区行政公署，再到1942年鄂豫边区首届抗日人民代表大会和1944年鄂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召开，“三三制”原则始终贯穿其中。1942年的抗日人民代表大会上，126名代表中党外人士达79人；1944年临时参议会153名参议员中，中共党员仅42人，充分体现了政权的广泛性与代表性。边区还通过《选举条例》《人权保障条例》等法规，以制度保障各阶层民主权利，形成了团结抗战的强大合力。

　　当阳市档案馆珍藏的1945年元旦五师致卢国玉的“拜年帖”，是一份珍贵见证。这份由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许子威几位五师首长共同署名的贺帖，正面印有“改组政府、扩大民主、加强团结、准备反攻”的主张，左侧红字题“恭贺新禧”并手书收件人，下方标注“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背面近千字贺信剖析抗战形势，既彰显五师抗日决心，也致谢开明士绅的支持。卢国玉为避日伪迫害，将这份珍贵的“拜年帖”藏于夹墙中。1980年，卢国玉家属将“拜年帖”捐赠给当阳市档案馆。

　　这份“拜年帖”真实见证了五师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与开明士绅之间的肝胆相照，生动印证了“三三制”政权凝聚各方力量的显著成效，既是鄂豫边区团结抗战的缩影，也为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合纵连横：“劝降函”里的民族大义。面对日伪顽交织的复杂战局，五师始终坚守民族大义，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统战方针转化为克敌制胜的实践智慧，以军政并举、灵活施策全力构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9年12月郭仁泰部1000余人、1940年8月汪步青部所属1500余人先后投诚反正，两支部队分编入伍，壮大了边区抗日力量，被李先念誉为“震动鄂豫边的壮举”。

　　湖北省档案馆保存的《致湖北各地伪军官兵伪组织同胞函》正是五师灵活开展统战工作的生动印证。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折之际，日军长沙会战惨败后元气大伤，华中伪军阵营人心动摇，李先念亲自撰写《致湖北各地伪军官兵伪组织同胞函》，瓦解伪军武装。在这封“劝降函”中，李先念客观剖析战争形势，分析利害关系，又晓以民族大义、以宽大政策和出路相感召。他写道，“敌人的兵力又少，你们的力量又薄弱，此种形势，应早为认识，早求免祸之计，以免将来惨受苦痛与危险”，“最好能封金挂印，弃暗投明，举兵起义，反正抗日，我们当竭诚欢迎……”。这封“劝降函”成为瓦解伪军心理防线的攻心利器。

　　五师摒弃党派成见，携手国民党中的爱国力量共同抗日。1939年李先念率部挺进鄂中后，迅速与信阳县县长李德纯达成武装统一协议，与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范一签订《合作抗日协议》，会晤爱国将领陈离争取到军火援助。1939年在余家河战斗中与国民党第十九旅游击纵队联手击毙击伤日军28人，以实战践行团结抗日的誓言。面对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态度各异的复杂局面，五师采取“区别对待、有合有斗、有理有利有节”的灵活策略，始终掌握统战工作的主动权。对川军、西北军等抗日友军保持长期合作，构建联防体系；对摇摆势力耐心争取引导；对顽固反共势力则坚决反击、把握尺度。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和皖南事变后，五师以灵活斗争捍卫根据地、维护统战大局，尽显高超统战智慧与坚定战略定力。

　　扎根民众：“献草证”里的鱼水深情。五师深刻认识到“民心是最大的统战”这一重要理念，始终将纾解群众疾苦、改善民生作为统战工作的重要基础。1941年夏，鄂北地区遭遇特大旱灾，群众生活陷入绝境。五师迅速施策，施行“有田者出米、无田者出力、以工代赈”的策略，发起“千塘百坝”水利建设工程，既帮助军民安然渡过灾荒，又促进了农业生产，为长期抗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五师大力推行“二五减租”、累进税制等政策，均衡税负，减轻群众负担；开展大生产运动，开荒拓地种瓜种菜，发展纺纱织布、造纸、榨油等手工业，基本实现军民衣食自给，让群众在得实惠的基础上增加对根据地的认同。

　　民生改善凝聚起磅礴民力，人民群众踊跃参军参战，保家卫国。1940年前后，应城、京山两县各有3000至4000名群众参军，豫南信阳中心县委更是在两三个月内组织8000余名农民加入新四军。在大悟山周围的礼南地区，1941年至1943年就有3500人加入主力部队和地方军，形成全民抗战的壮阔局面。“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成为边区生动图景。

　　农救会、妇救会等群众组织及边区群众积极开展拥军、优抗等活动，支持五师抗战。各地农救会积极响应拥军号召，如云梦县通过优抗活动为上千户抗属提供粮款扶持，天门、汉川发起节约“一把米”运动，信阳、随州等地群众短时间内为部队筹集粮食10万斤。妇救会牵头组织纺线织布、赶制军鞋，大悟县白果树湾村的妇女们白天干活，晚上在煤油灯下为五师战士熬夜纳出81双布鞋，用一针一线传递拥军深情。

　　大悟县档案馆珍藏的1944年10月“献草证”恰是军民同心的实物见证。五师部队收到悟峰乡徐恒照捐献的30斤稻草后，在证书背面郑重承诺：“今后我全体指战员当用积极抗战，保卫根据地，努力学习，加强生产来报答你们，并在你们农事生产时给你们以最大帮助！”这张薄薄的纸片，定格了五师与群众鱼水相依的深情，成为五师尊重群众、回馈群众的生动写照。

　　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统战工作，五师实现了从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从1939年初160余人的游击大队，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已发展成为拥有5万正规军、30万民兵的强大武装，根据地扩展到鄂豫皖湘赣五省边界，总面积达9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300万人，形成了对华中重镇武汉的战略包围态势，成为插在日寇腹心的一把利刃。五师不仅成功粉碎了日伪顽的多次“扫荡”与夹击，还主动发起多次战役，牵制了大量敌军，为全国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华中敌后抗战的坚强堡垒。

　　（作者系湖北省档案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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