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前辈们的回忆录或者传记中，经常会看到我党借助报纸开展地下工作的真实记载。《吴德峰传》记述了1931年二三月间王首道等人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的过程中，“手拿着报纸用暗语联络”的接头方法。《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也记述了1931年4月陈昌浩等人在汉口码头上接头的往事：“有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张当天的报纸，向我们投射了一个暗号。”报纸不仅可以作为接头工具，报纸中的广告在构建隐蔽战线的工作中也常常可以发挥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

　　通过报纸广告打入敌人内部

　　打入敌人内部做侦探和破坏工作，是我们党开展地下工作的重要思路。要想顺利“打进去”，首先必须获得敌人的信任。如果是身份已经暴露的党员需要在报纸上刊发“脱党启事”，与党组织公开切割关系；而如果是身份没有暴露的党员则可以通过其他巧妙周密的方法，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打进去”的任务。

　　在抗日战争时期，很多日本的同志利用特殊身份秘密从事反战活动，为我方提供各种情报，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就是他们中间的重要成员。中西功凭借在满铁工作的有利条件，曾向延安提供一系列有战略价值的情报。为了确保情报传递的安全，中西功以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的方式征募中国学友，并与负责情报传递工作的倪兆渔以学友的名义建立联系。后来倪兆渔受党组织委派，担任中央电讯社负责人西里龙夫的联系人。为了不引起怀疑，西里龙夫又在报纸上以刊登广告的方式招募记者，倪兆渔随即以记者的身份进入中央电讯社。在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的运作下，更多的我党地下工作者进入日本机关开展秘密工作，他们所提供的及时准确的情报，使我党在抗战期间避免了很多重大损失。

　　如果说倪兆渔通过报纸广告打入敌人内部是主动为之，被周恩来誉为保卫党中央安全的“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则实属偶然。1927年冬，钱壮飞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秘密从北京转移到上海工作。到上海后，维持生计和掩护身份的问题亟待解决。在一次浏览报纸上的招聘信息时，钱壮飞注意到一则无线电训练班的招生广告。经过党组织的同意后他便去应试了，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这个训练班的负责人徐恩曾与钱壮飞恰巧是浙江湖州同乡，再加上钱壮飞工作勤勉、才华横溢，很快就获得徐恩曾的器重。1929年底，徐恩曾负责国民党特务机关后，钱壮飞随之进入敌特机关，担任机要秘书。

　　早在1927年12月，中共中央对打入敌人内部建立侦察工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就作出了指示。通过一则广告，钱壮飞机缘巧合地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核心，牢牢掌握了一个有利于革命工作的岗位，这既符合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也为日后钱壮飞等同志在危急关头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埋下伏笔。

　　刊登报纸广告应对蓄意造谣

　　在国民党针对中共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破坏活动中，颠倒是非、蓄意造谣是其惯用伎俩。为了达到分化中共的目的，国民党特务精心策划了“伍豪事件”，中共方面通过发布传单、声明、广告等方式妥善处理了这一事件。这次事件是国共双方在隐蔽战线上利用报纸广告展开的一场激烈交锋。

　　1932年2月，《时报》《新闻报》等报纸相继刊出了国民党特务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党内外很多人都知道“伍豪”就是周恩来。国民党特务处心积虑编造谣言就是为了制造混乱，诱捕周恩来。如果周恩来不出来澄清，无疑会动摇国统区的革命根基；如果周恩来出来澄清，便是自投罗网。

　　启事刊登后，上海党组织很快印发了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当时在中央苏区的周恩来得到报告后，随即在机关刊物《斗争》第4期上发表了声明和文章，驳斥国民党的诽谤污蔑。毛泽东也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签发了布告，澄清事实。但是党报党刊都不能公开发行，其范围和影响相对有限，难以彻底破除谣言。

　　时任《申报》负责人的史量才是一位开明进步人士，跟共产党方面接触较为密切。经过协商，党组织以《申报》馆广告处的名义在《申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辟谣声明，但因担保问题未能刊出。不过，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未必能理解其中的深刻含义。经过研究，党组织决定以周恩来另一常用化名“周少山”再刊发一则启事。由于此事已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高度关注，思索再三，党组织联系到了法籍律师路易斯·巴和，希望他出面帮忙刊发启事。巴和在法律界颇有影响力，并在租界内享有司法特权，而且按照国际惯例，律师有权不透露当事人的隐私信息。

　　国民党特务闻讯后，立即去《申报》馆向史量才施压。但是史量才不畏强权，义正言辞地说：“广告是营业性质，何况从法律观点来看，姓伍的被人冒名，是应该声明的。”凭借《申报》的影响力和史量才的社会地位，特务未敢强行阻挠。1932年3月4日，《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正式见报，在未暴露启事人线索的前提下，对国民党特务的恶意造谣予以了有力回击。中共方面一系列果断机智的反击措施，不仅让国民党的政治阴谋没能得逞，还将其诬陷栽赃的卑劣行径暴露无遗。

　　利用报纸广告开展思想宣传

　　《新华日报》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合法出版的机关报，它作为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重要象征，虽然名义上受到合法保护，但是国民党当局从没有停止对其进行严格封锁和残酷迫害。他们采取检扣删改文稿，扰乱查封报馆，殴打绑架报丁，拘捕恐吓记者，捣毁印刷部、营业部等种种手段，干扰破坏《新华日报》的正常出版发行。在中共代表团与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坚强领导下，报社充分利用公开工作的合法条件，突破重重阻力与国民党当局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仅体现在新闻采编、社论刊发的不懈努力之中，更蕴藏于诸多广告的字里行间。

　　报社利用广告审查相对宽松的空间，通过刊登声明、启事、商业类的广告，宣传进步思想，与国民党当局展开舆论战。1938年8月13日，《新华日报》刊登“追悼平江遇害烈士启事”，揭露国民党二十七集团军特务连的暴行，激起社会各界的强烈愤慨。在湘桂大败退时为失散百姓刊登的寻人广告中，《新华日报》将原稿里的“湘桂战事”“桂柳撤退”，一律改为“湘桂败退”“桂柳败退”。两字之差直指国民党的政治腐败和军事弱点，唤醒民众，增强广告的社会价值。《新华日报》持续推介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人的著作及其他进步刊物，用“书是武装头脑的工具，打垮希特勒的武器”等广告词鼓舞斗志。报社通过广告策划这种巧妙的方式与敌周旋，为实现“一文一字，都应该为抗战努力，都应有益于读者”的使命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随着报纸在大后方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戒备和担忧。他们在控制摧残《新华日报》的同时，还加强了对读者的监视和迫害。重庆市警察局秘密调查《新华日报》的订户信息，军统特务以“平素喜阅《新华日报》”作为判定“奸党”的依据，还有读者遭到逮捕，《新华日报》的阅读环境日益险恶。为了保护读者的安全，从1942年2月1日起，《新华日报》的多数头版都刊登广告，使读者在阅读正文时，旁人无法看到《新华日报》的报头。这种特殊的排版方式是中共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政治主张，赢得群众的认同和支持，与国民党斗智斗勇的历史见证。

　　革命战争时期，出于应对环境和掩护身份的需要，党的地下工作者创造性地将公开工作与隐蔽工作相结合，灵活利用包括报纸广告在内的一切资源，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责编：常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