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对回答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时代课题，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后，毛泽东特别提醒各级干部和部队指战员处理好与当地党组织、地方干部特别是老百姓的良好关系，指出：今后，我们要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要作团结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延安时期，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秉承“为人民服务”“为群众服务”的理念，始终生活在人民群众中间，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在杨家岭居住办公时，附近有八九户农家。村民郭方成谈道：毛主席经常和我们拉家常，询问收成情况，谁家有了病人，毛主席一知道就派医生上门看望。搬迁到枣园办公后，毛泽东邀请枣园村24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做客，为他们集体祝寿。

　　被誉为“合作社的模范”的延安南区合作社主任刘建章“懂得群众的感情和需要”，“不是要人民来替合作社办事，而是合作社替人民办事，给人民以便利”。工作中，他坚持“只要真正能够为群众的利益着想，把合作社的业务和群众的生活联系起来，一切事情就好办了”的理念，全区1700多户、7100多人，“他完全是熟识的”，哪一户多少人？多少劳动力？种多少冬麦？多少糜谷？副业收入多少？以及鸡犬猪马牛羊，“都记得清清楚楚”，老百姓夸赞，“他是给我们谋利益的老好人”。

　　面对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为减轻边区老百姓负担，中共中央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对面山沟里，带头开垦了一块长方形的地，种上蔬菜，一有空就去浇水、拔草。周恩来右臂受过伤，仍带头学习纺线，还被评为中央直属机关的“纺线能手”。八路军第359旅广大官兵上至旅首长，下至伙马夫，一律参加生产，“每天黎明即起，列队荷镢登山，终日劳动不息，至日落时方收工回营”。模范班长李位创造了一天开荒三亩六分七的纪录。旅供给部办的大光纺织厂能够织出闪光布、斜纹布、华达呢，品种达二百多种。老百姓高兴地说：“八路军既能打仗，又能生产，又能与人民打成一片，从古至今哪里有过这样的军队？”亲切地称呼他们为“人民的军队”。

　　中国共产党人一再强调人民群众是主人，“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一次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提了出来，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大会强调，“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人民立场和人民情怀。

　　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把“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作为执政的根本目的，积极倡导“三三制”政权，成为令人瞩目的民主政治的典范；着力发展边区经济，开展普遍的生产运动，实现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关心群众生活，主动改善民生，提升边区文化、医疗、卫生水平，大力推动扫盲运动和移风易俗；实行减租减息、精兵简政、拥政爱民等政策，充分展示了党和边区政府执政为民的模范形象，呈现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良好风尚。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长征胜利并落脚陕北后，党在瓦窑堡会议上形成共识，必须把马列主义“活泼地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中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向全党郑重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任务，为我们党更好地完成肩负的民族解放目标，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从而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以及根据地建设等，提供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引领。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思想路线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就是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

　　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此，毛泽东亲自审定并出版了《农村调查》一书，要求党员干部“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强调“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就党内仍严重存在的“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旗帜鲜明地“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大力倡导认真的调查研究。

　　为深入了解和研究我党抗战时期的农村经济政策，1942年初，张闻天带领有关人员组成“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赴陕北和晋西北农村开展了长达一年多的社会调查。张闻天亲自设计调查题目和表格，包含当地各种土地类型及其等级，各种作物在不同土地上的播种量、施肥量和常产量，各种牲畜的使役量、产肥量、租用借用办法等内容，带领大家分别深入自然村挨家挨户作调查。在杨家沟调查地主经济时，张闻天了解到地主马维新家保存着将近一百年来的各种账簿，买地、典地、收租、放债、雇工、经商和日常生活开支，都记得清清楚楚，便借来一本一本翻阅，抄录有关数据，与同事日夜统计，忙了一个来月，在此基础上整理形成了《杨家沟地主调查》等调研报告。张闻天深有感触地说，“只要我们把老百姓的情形了解清楚，那么我们的政策及办法，就会更加实际”，并总结道，“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

　　为克服党内存在的理论与实际分离，以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空谈马克思主义等错误倾向，党通过开展延安整风，在全党大力倡导“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毛泽东精辟阐明了中央党校的校训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并为党校礼堂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字。随着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延安脱产人员数量持续增长，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增加群众负担。为克服“鱼大水小”的矛盾，党中央决定在边区实行“精兵简政”政策。“精兵简政”的大力推行，不仅节约了财政支出，节省了民力，还进一步提高了军队战斗力，达到了简政、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的目的。

　　针对当时边区文盲率较高的实际，陕甘宁边区大力发展小学教育，同时利用冬闲时间，以夜校、冬学等方式开展文化扫盲，极大提升了边区群众的文化水平。边区政府还采取有效措施，将劝说感化与强制处罚相结合，积极发起“改造二流子”运动，许多“二流子”转变成了劳动能手，既稳定了社会秩序，增加了年轻劳力，还改善了乡村民风。为更好落实民主普选制度，边区政府大胆采用“投豆法”“烧洞法”等适合普通农民特点的选举方式，使广大人民群众第一次享受到真正的民主权利，主动投身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

　　“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延安时期，适应党所面临的新形势，中央提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新任务，重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要通过思想教育和理论武装，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也是中国革命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1937年，中共中央刚刚进驻延安，毛泽东就收到来自湖南老家的一封信。写信人文运昌是毛泽东最亲近的表兄，希望能到延安投奔毛泽东并谋份差事。毛泽东在回信中说明“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并劝他“故不宜来此”。毛泽东果断拒绝表兄的求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党的干部、共产党员绝不能把个人私利带到工作、生活中去，更不能公权私用。

　　被誉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的习仲勋，始终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表现出极强的党性。曾在陕甘宁边区工作和生活过的美国友人李敦白介绍：从绥德到清涧到延安，凡是我们见到的大人小孩，农民工匠，无不亲切地跟习书记打招呼，习书记也称名道姓地问候，询问他们家人的情况，如“爸爸的腰疼病好些吗？”“孩子课本的问题解决了吗？”等等。在南梁根据地打游击时，部队经常要转移，习仲勋特别叮咛：在部队转移走的时候，碎纸片和其他不是老百姓用的东西，都要收拾干净。不然落下来的东西被敌人发现，房东就要遭罪，千万不能叫群众受牵连。在延安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上，习仲勋受到表彰奖励，毛泽东为他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针对党内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如个人主义、本位主义、风头主义以及“不实事求是的了解具体情况，不严肃慎重的对待问题，铺张求表面，不肯埋头苦干，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等违反党性的倾向，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并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要“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强调要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密切结合起来，“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令人惋惜的是，一些党员干部在工作生活中迷失了方向，甚至走上腐败的道路。对此，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严肃对待，绝不姑息迁就。肖玉璧曾任陕甘宁边区所属的张家畔税务局局长，却贪污税款3050元、挪用公款280元，因触犯贪污罪被边区高等法院判处死刑。1942年1月5日，《解放日报》刊文写道：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充分彰显了党和边区政府对贪污腐败分子零容忍的坚定立场。

　　针对工作中的浮夸、虚报数字等现象，毛泽东高度重视并及时予以纠正，指出“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要把“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统一起来，这才是正确的立场。在反映边区大生产运动中，《解放日报》刊发的通讯员消息《鄜县城内家家户户纺纱声》，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存在夸张的成分。对此，党中央敏锐地发现并指出，《解放日报》也及时进行了自我批评和深刻反思。毛泽东还针对个别军事报道与参谋部统计不相符的现象，提醒有关同志说，新闻报道一定要真实。缴获敌人一支枪就报一支，缴获敌人十支枪就报十支，不能多报一支。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

　　（作者系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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