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自20世纪70年代起，通过与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的见面交谈以及亲笔写信等方式，致力于推动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对于我国加强基础科学研究、追赶世界科学技术前沿起到了重要作用。

　　李政道注意到国内基础科学研究的不足

　　基础科学是整个科学技术体系及其持续发展的根基，其重要性不需要反复论证。但是，这个问题在中国有特殊性。自西方近代科技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就被当成“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工具，国人普遍接受并强调了科技的应用功能和价值，也就是其工具价值。但是，人们普遍对科学技术从何而来、如何发展等更为根本的深层次问题没有足够重视。李政道之所以在中国反复强调基础科学的重要性，就是因为他在与国人的交往实践中敏锐察觉到这个问题的存在。

　　1972年9月19日，李政道第一次回国。在交流中他就注意到国内对基础科学研究重视不够的情况。李政道多次作有关国际物理学发展的科研报告，尤其是介绍了对称性原理以及国际高能物理加速器的情况，给中国科研工作者带来了国际物理学最新发展前沿的信息。同时，李政道也适时提醒中国方面注意基础科学的重要性。9月23日，李政道参观上海华东技术物理研究所时，就建议该所除了加强应用物理研究外，还应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在复旦大学参观时，他提出要兼顾国家建设与科学长远发展，培养基础科学人才，不能把理论物理落下。在参观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时，他说国家建设当然需要生产与科研结合，但不能忽视基础理论，必须培养基础学科人才，尤其是青年人。

　　10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李政道夫妇。双方就国内教育和科研方面存在的问题谈话，李政道向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周恩来听取李政道的意见后表示，关于教育问题，学校学生应“以学习为主”，“我们总要有一批大学培养的研究人才出来”，在大学教育方面“要迎头赶上”，还要求在座的国内科学家注重研究人才的培养、提高。他告诉李政道：“我们准备派遣一批研究生去美国学习、深造。”这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周恩来对美籍科学家表示要派遣赴美留学生的记载。周恩来还表示：“无论生产实践还是理论研究，都有待提高；要把研究工作活跃起来，把科技资料交流工作恢复起来。”在会见后，李政道还给朱光亚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认为中国可以派遣学者出国考察，并列出了国际知名物理学家名单。

　　毛泽东接见李政道，谈基础科学研究

　　1974年5月，李政道第二次回国。在与国内方面的交流中特别是在参观复旦大学时李政道发现，学生下乡劳动，无法正常接受教育，学校的教学工作陷于停滞，他感到心急如焚。于是，到北京后，李政道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呈送了著名且影响深远的《参观复旦大学后的一些感想》，提出了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建议。根据史料记载，李政道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深知事关重大，特意认真听取、吸收了好友朱光亚的很多建议。李政道和朱光亚是西南联大求学时期的好友，并一起赴美留学，此时朱光亚正担任我国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与中央领导人联络密切。李政道反复修改，写好建议信以后，托朱光亚转呈毛泽东和周恩来，引起高度重视。

　　5月2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李政道一行。这次接见参会人员规模很大，复出工作的邓小平也参加了会见。一起参加会见的著名科学家有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朱光亚、王淦昌、张文裕、周光召以及黄宛等近20人。会上围绕用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办法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话题展开辩论，李政道舌战“四人帮”，力陈基础科学研究及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周恩来在会见的最后对李政道说：“你写的那篇文章，我让他们把字放大送给毛主席看。今天的会议记录也会送给毛主席看，你的建议可以实验一下。”

　　5月3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书房中接见了李政道。《人民日报》在5月31日以《毛主席会见李政道博士》为题作了报道，称毛泽东“同他进行了极为亲切的谈话”。李政道向毛泽东汇报了基础科学的发展，提出了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并回答了毛泽东关于宇称不守恒理论的提问。毛泽东在接见中说：“你的关于应该培养科学人才的意见我是赞成的，但是你的那个理论没有讲清楚。理论是哪里来的呢？就是应用科学来的，然后又指导应用科学。”毛泽东还说：“理论是从实践来的，理论又去指导实践。单是理论不存在，理论都是从实践来的。”“实践——理论——实践，不是理论——实践——理论。”毛泽东还赠送给李政道一件特殊的礼物：一套由英国科学家汤姆生编著的1922年原版的四卷本《科学大纲》（The Outline of Science）。

　　这次接见的重要性在于，毛泽东接受了李政道的建议，即至少对于优异青年学生的教育应该继续坚持并受到重视。这是后来周恩来有力支持主办少年班的重要基础。4年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了“少年大学生集中培养基地”，中国首个大学少年班应运而生。

　　邓小平与李政道多次交流，推动基础科学研究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非常重视与李政道的交流，推动基础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邓小平与李政道的交流不拘形式，有单独接见、共同接见、书信交流、相关批示、现场交流等多种方式和途径。仅就面对面的会见而言，根据《邓小平年谱》，从1974年到1989年，邓小平与李政道会见至少14次；1978年至1989年的11年间，邓小平年年会见李政道（1982年除外），有时一年还不止会见1次，1984年两人的会见更是达到3次之多，这足以看出邓小平对李政道的重视。

　　在一篇纪念邓小平的文章里，李政道对与邓小平的交往进行回顾总结：“近20年来，我为推动祖国科学和教育事业做了几件事，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博士后流动站制度的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度的完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以及建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等等。这些工作大多是我直接向小平先生提出的，无不受到小平先生的直接关怀和帮助。我与小平先生交往中的话题，主要是围绕上述工作创意筹划和实施而进行的。小平先生对上述工作一直是重视和关心的。最使我佩服的是，他眼光很远大，非常广阔……小平先生是非常有远见的，处处从基础着手，面向全局，一方面注意基础，一方面注意人才，注重全局性的发展，这是了不起的。”

　　改革开放初期，李政道每次回国，都要在不同场合、不同层面、通过不同方式阐释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推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发展。

　　李政道选择从日常的视角，用打比喻的方式阐释基础科学的不可或缺性。1974年5月28日，李政道看到中国的基础科学发展停滞不前，遂对张文裕说道，“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就像药和粮食一样。基础研究如同药。应用研究如同粮食。人如得了病光吃粮食就不行，还要吃药来医治。药要事先准备”。

　　据李政道回忆，“我开始的时候，曾拿人的手足来比喻，想说明他们的不可偏废。之后又拿粮食和药材作比喻，想说明，粮食固然重要，但亦不能全国每个人都搞粮食，而没有人去生产药材。后来我又拿水、鱼和鱼市场来比喻三者的关系，也是为了说明，基础科学研究是根本，但也不能忽视后二者的重要性。很显然，没有水，就没有鱼；没有鱼，也就是不会有鱼市场”。其中的“水·鱼·鱼市场”理论，最为形象，李政道讲得最多，因而也最为有名，最为深入人心。李政道还为此做了一首打油诗：“基础科学清如水，应用科学生游鱼，产品科学鱼市场，三者不可缺其一。”这首诗形象地说明了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产品开发三者之间的关系，生动而易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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