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件极具标志性的革命文物——1935年5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这件纵36.5厘米、横36厘米的油印文献，纸面虽历经91年岁月洗礼已微微泛黄，156字的六言韵文字迹依旧工整清晰、力透纸背。作为首次以正式文告提出“长征”概念的历史遗存，这张小小的油印纸，不仅是中央红军突破大渡河天险前的关键政治动员令，更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群众工作、民族工作的纲领性范本，承载着人民军队自诞生之日起就坚守的初心使命与建军根本。

　　这篇布告的诞生，源于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生死抉择。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迎来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随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彻底跳出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兵锋直指大渡河天险。此时的红军身处生死困局：前有川军重兵布防大渡河沿线，后有薛岳十万追兵紧逼不舍，蒋介石叫嚣要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妄图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南岸。而横亘在红军与大渡河之间的，是绵延数百里的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近代以来，彝族群众长期遭受国民党军阀、地方奴隶主的双重压迫，造成了彝汉民族间的深刻隔阂。

　　红军入境前，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散布“红军烧杀抢掠”的谣言，煽动敌视情绪，红军前卫部队多次遭遇拦阻袭扰，甚至出现武器被抢、物资被扣等情况。面对这一局面，红军始终坚守人民军队性质宗旨，坚决摒弃旧军队“武力开路”的野蛮做法，选择用党的民族政策、严明军纪与真诚态度打破隔阂。这篇布告应运而生，为红军突破困局筑牢了政治根基与群众基础。

　　这篇短短26句的六言布告，看似是一篇战时安民告示，实则蕴含着人民军队政治建军的核心逻辑，其历史价值与理论意义早已超越时空，在多个维度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篇布告彻底打破了旧政权文告晦涩生硬、官样文章的固有模式，采用彝族群众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六言韵文形式，将党的政治主张、红军的革命宗旨，转化为群众听得懂、记得住、传得开的通俗语言。尤为重要的是，布告中首次以正式文告形式提出“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的重要表述，将此前的战略转移升华为有着明确政治目标、坚定理想信念的革命征程，赋予军事行动鲜明的政治属性，实现了政治引领与军事行动的高度统一。

　　布告开篇便亮明核心立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布告中的夷人、夷族即彝族）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政策第一次以公开文告的形式，面向少数民族群众作出的郑重宣示，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张落到了实处。布告痛斥四川军阀“压迫夷人太毒”的深恶罪行，郑重宣告红军“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的纪律要求，用最直白的语言划清了红军与一切旧军队的根本界限。正是以布告宣示的民族平等政策为核心遵循，才有了刘伯承总参谋长与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彝海结盟”的千古佳话。红军不仅毫无阻碍地顺利通过百里彝区，更赢得了彝族群众的真心拥护，在当地播撒革命火种，组建了第一支彝族人民革命武装。

　　布告不仅是安民告示，更是一篇面向广大群众的革命动员令。文中明确号召“凡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清晰阐明红军的革命目标，不仅是实现战略转移，更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的劳苦大众。它将红军的军事行动与人民群众的解放斗争深度绑定，把战略转移的过程转化为宣传革命主张、动员人民群众、播撒革命火种的过程。正是依靠这种植根人民、团结人民的根本立场，红军才能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一次次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最终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

　　这篇布告所确立的政治引领、民族平等、群众路线的根本原则，不仅为红军顺利通过彝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的战略时间，更为红军后续长征途中经过藏、回、羌等多个民族地区提供了根本遵循，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深深融入了人民军队的血脉之中。

（责编：郑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