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以下简称《上海公报》）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共同签署，是中美关系发展史上的标志性文件。这一独特的外交文献，开启了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与后续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和八一七公报共同成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政治基础和指导性文件。

　　战略上共同需求是公报达成的重要推动力

　　20世纪60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深陷侵越战争泥潭，在与苏联全球争霸中处于被动。为改变这一局面，美国向中国伸出橄榄枝。中国领导人开始思考战略上调整对美政策，争取外交局面的好转。

　　从美苏关系看，苏联利用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时机，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军事实力，尤其在军事力量方面，短短几年的时间，苏联的战略核力量就赶上了美国。随着实力的增长，苏联加快了向外扩张的步伐。同时，在欧洲发动外交攻势，大力倡导欧洲集体安全体系，改善同西欧的关系，力图削弱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在东南亚，苏联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牵制美国的军事力量并扩大苏联在东南亚的影响。这使冷战以来美苏争霸态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由此前美攻苏守向苏攻美守方向转变，这些都成为新任的美国总统寻求改善对华关系的直接动因。

　　从中苏关系看，苏联持续加大在中国北部边境地区的军事部署，在战略上对华施加压力。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元帅于1969年4月至10月间，每月召开二三次国际形势座谈会，先后向中央递交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篇报告。报告对中、美、苏战略关系的发展态势进行了深入分析研判，提出了恢复中美会谈、争取打破中美关系僵持局面的建议。

　　从中美关系看，两国在战略上都有缓和相互关系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采取孤立遏制政策，1950年到1953年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打破了美国扼杀企图。从此中美整整20年间，长期对立、彼此对峙，两国关系的转圜之路因而充满曲折与艰辛。1967年10月，尼克松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越南战争之后的亚洲》一文，提出美国应推动中国结束孤立、重返国际社会。这一现实主义宣言为其对华政策奠定了基础。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职，之后他思考将理念转化为行动。

　　外交“小步舞”解疑增信

　　为打开中美间坚冰，双方开启了一场精心设计的“小步舞”外交。双方通过多种渠道释放善意，逐步积累互信，推进两国关系实现历史性突破。

　　1969年2月1日，尼克松给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发备忘录，指示起草一份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报告。2月5日，基辛格向国务院、国防部和中情局发去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NS-SM 14），要求他们全面审查对华政策；2月12日，基辛格提交初步建议。为避免国内政治干扰，美方最初通过巴基斯坦、罗马尼亚秘密外交渠道向中方传递信息。1969年7—8月，尼克松开启环球外交之旅，期间分别接触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两国领导人，请求他们担任中介，向中国传递美国愿实现关系正常化、不孤立中国、不介入中苏冲突的求和信息。

　　重启中美大使会谈成为探索对华缓和的重要渠道。1969年12月3日，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在南斯拉夫时装展上“追逐”中国外交官，传递尼克松希望进行“严肃、具体谈判”的口信。这一外交轶事迅速促成双方接触。1970年1月20日和2月20日，中美在华沙举行第135次和136次大使级会谈。

　　中方以中国政治哲学中含蓄的方式对美方传递的信息予以回应。1970年10月1日国庆，毛泽东邀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并站在身边检阅游行队伍。《人民日报》12月25日头版刊登合影，释放明确的政治信号。但这信号，美方没有捕捉到。1970年10月，尼克松在华盛顿分别会见前来出席联合国成立25周年典礼的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两国领导人，提出派高级特使秘密访华。11月，罗马尼亚官员访华，转达了美国提出的可以派高级特使秘密访华的意愿，周恩来表示“尼克松自己来也可以”。12月9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也作出积极回应，巴基斯坦渠道随后成为中美联络的主要渠道。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与斯诺谈话，明确表示，“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这一谈话经斯诺在《生活》杂志发表。几天后被尼克松关注到，极大增强了美方对中方诚意的信心，从而加速了对华外交节奏。

　　经过近两年的多层次互动，双方互信逐步增强。1971年4月10日至17日，应中方邀请，在日本名古屋参加世乒赛的美国代表团来华访问。这是1949年以来首批正式进入中国的美国团体，中美“小步舞”外交迎来高潮。4月21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转交亲笔信，正式邀请基辛格秘密或公开访华，讨论尼克松访华事宜。尼克松称此信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这些内外配合的举措，极大缓和了两国氛围，被誉为“小球转动大球”。至此，中美缓和从试探阶段进入实质筹备阶段。

　　世界外交史上的一个创举

　　1971年7月9—11日，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以“波罗行动”为代号，通过巴基斯坦渠道秘密访华。尼克松交给他两个任务：一是商谈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总统进行预备性会谈。访华期间，周恩来与基辛格举行了6次会谈，深入讨论国际形势、台湾问题等。此次秘密访问取得了积极且关键的成果。7月16日，中美双方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这一公告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此后，巴黎直接秘密渠道建立，由美国驻法武官沃尔特斯与中国驻法大使黄镇负责，落实尼克松访华的具体安排。

　　同年10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再度访华，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其间，美方提出双方共同发表一份公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情况，得到毛泽东同意。在草拟公报方面，美方表面上更积极，觉得尼克松来一趟如果没有成果很难交代。中国觉得尼克松能亲自登门已经是中方一个成就，有一个文件也很好，实在谈不成也没关系。因此，双方就要不要谈公报很快达成了一致。

　　为了突出尼克松访问的成就，基辛格带来了一份由美国政府所有中国问题专家合力草拟的公报初稿。这份初稿竭力掩盖中美之间的分歧，用一系列外交辞令彰显所谓的共同点。周恩来建议可以采取“各说各的”原则，“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写出双方的共同点，以便共同遵循”。根据这一基本精神，中方人员提出了一份别具一格的公报草案。它十分明确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双边及国际一系列问题的观点与立场，然后，留下了几页空白由美国方面阐述他们的观点。显然，这是一份充满着观点分歧和对立的形式独特的联合公报。基辛格也认识到这是一份“前所未有”的公报草案，进而认为这种别出心裁的方式或许能破解双方的难题。阐明分歧会使盟国和朋友们放心，说明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保护。如果双方能形成某种共同的立场，那么就显得很突出，表明这是坚持原则的领导人可靠的信念。在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期间，中美联合公报的结构和内容大体上都得到了商定，从而为尼克松的访问铺平了道路。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领导人跨越太平洋，实现历史性的握手。但关于公报稿遗留问题的谈判一波三折。主要原因一是公报草案谈判已经过去近半年，内容需要根据国际形势变化有所调整；二是基辛格回国后，鉴于美国国内某些势力的压力，美方企图重新修改公报中的一些措辞。就此，基辛格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进行了11轮磋商，其间他还两次单独求见周恩来。历经多轮交涉，1972年2月25日凌晨，双方终于就公报中的核心表述达成一致。2月28日，尼克松结束访华当天，中美在上海共同发表联合公报。

　　《上海公报》是中美关系史上乃至20世纪国际关系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之一。它标志着中美两国结束了长达23年的敌对与隔绝状态，开启了双方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被誉为尼克松访华“改变世界的一周”的核心成果。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更为两国建交奠定了基础，对当代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在公报中，美方首次正式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些原则在随后的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和八一七公报中得到进一步确认和发展，构成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

　　随着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和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我国出现了建交高潮，到1972年底，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达88个，和1969年底相比，3年内翻了一番。这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战略回旋空间。公报没有像传统外交联合公报那样，用外交辞令掩饰双方的关系，而是采用“各说各的”模式，充分体现了求同存异的外交智慧，因而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的一个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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