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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以国共合作推动中国革命
来源:学习时报     沈成飞     2026-11-20 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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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他倡导和践行的统一战线政策、三民主义政治纲领、艰苦奋斗精神被毛泽东称赞为“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学习、继承、发扬他的宝贵精神,就要坚持统一战线、持续巩固和发展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是孙中山致力于坚持统一战线、发扬团结精神,推动中国革命迈入全新历史阶段的伟大实践。其间,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创造性地推动和维持国共合作,在世界革命发展的历史大势中,对近代中国革命发展、统一战线形成,以及中国革命未来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出联俄合作的重要决策

  辛亥革命终结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共产党人认为产生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全国资产阶级之多数缺乏阶级间利害不同的觉悟,所以始终依赖他们的敌人——封建的北洋派,而漠视或更至嫉视他们的友人——民主的革命党之故”。孙中山毕生奔走革命,但护法运动失败,革命成果屡遭颠覆。他一度感慨,“吾三十年来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几为之槁木死灰”。1922年6月,陈炯明部兵变更是其革命生涯中最为惨痛的挫折。孙中山不得不承认:“综十数年已往之成绩而计效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

  其时,十月革命的胜利及其发展重塑了20世纪世界革命格局,推动全球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为孙中山之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国际参照与时代契机。早在1918年,孙中山便主动致电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声援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表达中俄革命力量携手奋斗的意愿,成为其“联俄”思想萌发的重要标志。列宁主张,“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孙中山逐步确信,“我国人民把俄国看作中国的朋友,这个朋友保证中国能够摆脱帝国主义列强,获得民族解放”。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签署《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宣称“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基于此,双方在联俄合作、苏联支持中国民族独立革命方面达成政治共识。联俄合作是孙中山革命生涯中重要决策之一,为后续形成革命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1924年1月,孙中山亲自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国共合作正式确立的标志。在孙中山的主导与推动下,大会重新阐释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为人民而设的”,赋予民族主义明确的反帝内涵,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致力实现“人人享受经济上平等之幸福,而无不均之患”,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石。

  强力维系与居中统筹国共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存续与发展,自始至终伴随着国民党内部新旧派系的激烈博弈。自合作酝酿之初,邓泽如、冯自由等国民党右派,便上书弹劾共产党,蔑称共产党“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极力阻挠孙中山的革命政策。

  面对右派的猜忌与恶意攻讦,孙中山多次严厉驳斥右派的狭隘派系思维。他深刻洞悉国民党的致命弊端,“顾其所以久而不能成功者,则以组织未备、训练未周之故”。他明确指出改组国民党、容纳进步革命力量,是挽救国民党、激活革命活力的途径。他批评国民党党内老同志思想稳健为“不及”,也批评“新同志”思想孟浪为“太过”,强调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并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而已,甚至提出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是一个好朋友”的说法。

  为切实推动革命进行,孙中山亲自统筹人事布局,打破派系壁垒,注重发挥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等优秀共产党员的作用,并将中央组织部、农民部等关键实权部门交由共产党人主持,支持共产党人开展革命工作。共产党人同样认为两党“联合一个革命的战线”,“打倒共同敌对的军阀阶级”是唯一的出路。正是依靠孙中山的强力维系与居中统筹,合作初期的党派摩擦始终被限制在可控范围内,革命的统一战线大局得以稳固。

  近代革命实践充分证明,孙中山维系合作、团结盟友的革命策略,是近代民主革命的正确路径。共产党人承认:“事实上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可见,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具备超越时代的战略眼光与大局意识,其坚守合作、维系团结的行动,为国民革命的蓬勃开展筑牢了根基。

  依托共产党改造国民党的弊端

  孙中山推动国共合作,绝非停留在政治宣言与纲领革新的表层,而是以革命政策为抓手,依托国共合作的全新格局,结合共产党人的群众工作、宣传组织优势,全方位落实革命实践,彻底改造旧式国民党脱离群众、缺乏革命武装、基层薄弱的弊端。

  在扶助农工、发动群众方面,孙中山一改旧式革命精英化、小众化的弱点,主动依托共产党人扎根底层、联系工农的优势,致力唤醒底层民众的革命意识。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国民党中央工农部门全面开展工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由彭湃、毛泽东等人主持教学工作,系统性培养基层农运骨干,推动广东、湖南等地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积极庇护工人运动,支持1924年沙面罢工,推动全国工人运动从低谷复苏。近代中国革命彻底摆脱了少数精英孤军奋战的局限,转变为声势浩大的民众革命运动。

  在革命军事建设方面,孙中山深刻总结数十年依附旧军阀、屡战屡败的惨痛教训,创办黄埔军校,自任军校总理。他主动引入苏联先进军事理念,聘请苏联军事顾问,同时吸纳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担任政治教官,首创革命军队政治工作制度,为军队注入“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信仰,锻造出真正意义上的新式革命军队。

  在全国革命宣传与组织拓展方面,孙中山依托两党力量,搭建起覆盖全国的革命网络。孙中山曾认为“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此言虽不全面,但也反映了他对宣传工作的重视。孙中山统筹安排共产党人参与国民党地方党部建设与全国宣传工作,将新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思想从华南一隅传播至全国各省,彻底打破了革命地域局限。一度改变了国民党此前“尚未能获一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的现状,使国民党触角渐及全国。

  孙中山一系列实践革新的历史性价值在于把三民主义从政治口号转化为动员工农、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具体革命纲领,使其具备了改造中国的现实力量。这也证明孙中山躬身实干、以合作推动革命落地的历史功绩,凸显了其作为革命践行者的历史地位。

  引领中国革命迈入全新历史阶段

  从宏观历史视野审视,孙中山推动国共合作的最大历史价值体现于其主动把握世界革命大势、契合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引领中国革命历史性发展,为近代中国革命的持续展开、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民族复兴伟业的推进作出重要贡献。

  纵观20世纪初的世界格局,帝国主义压迫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对立成为时代主题。孙中山跳出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固有范式,摆脱依附列强的惯性,主动联合苏联等平等待我之民族、联合国内工农革命力量,走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解放道路,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大势。这也和共产党人提出的“必须做统一的国民运动,使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各部分争自由争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结合起来,成功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才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的理论一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孙中山的革命抉择也给予高度历史评价,肯定其与时俱进的革命品格,赞扬其立足时代潮流提出三大革命政策、重新解释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现了自身革命思想的伟大升华,引领中国革命迈入全新历史阶段。

  孙中山积极推动并促成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大联合,激发了中国革命的内生动力。在孙中山奠定的合作框架与革命基础之上,大革命席卷全国,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其“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政治嘱托,更把握了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规律,贯穿中国百余年革命发展历程。正如陈独秀所说,“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这个时期的成熟是可以拿十余年来的政治史及眼前要求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呼声可以证明的”。

  总之,在孙中山的努力推动下所形成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及其发展,为近代中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民族复兴伟业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根基,其革命实践与奋斗精神,具有跨越时代的深远价值与永恒的历史意义。

(责编:常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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