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1909——2000年)，著名历史学家，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历任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教育学会历史分会会长、中国民俗学会会长等职务。白寿彝在中国历史学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尤其是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和民族宗教领域取得了重要的开创性成果，是20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

　　1983年，笔者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前夕，到老师白先生家中告别时，白先生问：“你知道学历史有什么用吗?”笔者回答：“当好教历史课的老师。”白先生提高声音说：“不对!你要记住八个字：学习历史，创造历史!”

　　创新体例编撰《中国通史》

　　白寿彝的一生，完成了一个重大使命，即主编《中国通史》。这部《中国通史》，历时20余年，从180万年前的远古写起，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共12卷22册，1400万字，是第一部以“综合体”为编纂体例的大通史。

　　1999年，历史学家戴逸在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大会上评价了这部著作：《中国通史》是“最全面、最详尽、最系统，是真正的通史。它时间跨度最大，从远古时代一直到1949年。它内容最丰富、最全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地理环境、典章制度、科学技术，几乎无所不包。它纵横通，是真正的通史，改变了以往许多只有历史事件和制度，偏而不全、略而不详的缺点”。直接道出了这种“综合体”新在何处。

　　编撰《中国通史》的背后，是白寿彝对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深刻洞察，他谈到，一个文明在文化史上能够保持连续性，必须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体现：一方面是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这是一种文化赖以流传的工具或形式的连续性。另一方面是学术传统，其中尤其是直接反映历史连续性的史学传统的连续性，这是一种文化的精神内容的连续性。中华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的实质，绝对不在于什么凝固不变性或停滞性，而恰恰在于中华文明具有不断自我更新、自我代谢的能力。中华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的真正特点，在于她历尽危机而未消残壮志，在于她屡经考验而能“活泼地”生存下来。

　　强调做学问的根本是经世致用

　　带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责任感，白寿彝通过研究历史，找到一个能够为国家为社会服务的、经世致用的平台和窗口。

　　1957年，白寿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积极地为党和国家的发展献计献策，并和自己的历史学研究结合在一起。这一时期，他在中央统战部领导下，成立了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以此为基础，积极促进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创建工作。1964年12月，白寿彝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这些经历，使他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让他感到自己作为历史工作者的责任重大。白寿彝取得的点校《二十四史》《清史稿》，以及主编《中国史学史》《中国回回民族史》和《中国通史》的学术成就，还有在改革开放之后推进的教育改革，都是其做学问经世致用的表现。

　　读史使人明智，读史可以知朝代之兴亡，为未来提供借鉴。白寿彝认为，从事历史学研究就更便于以经世致用的态度，去彰往知来，并推动历史发展，再更进一步，则可升华为去主动、自觉地创造历史，这是历史研究者应该达到的境界。用白寿彝的话来理解，“彰往知来”，是第一层境界;“学习历史，推动历史”，是第二层境界;他提到的“学习历史，创造历史”八字，则体现出历史研究的第三层境界。白寿彝达到第三层境界的代表作，便是他那具有创造历史价值的《中国通史》。可以说，如果白寿彝没有经世致用的思想，便不可能站在中华民族前途命运之高度，去主动、积极构思，呕心沥血完成这样一部巨著。

　　提出学生要有动手做科研的能力

　　除了历史学家，白寿彝也是卓有成就的教育家，对历史学科教育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对教师和学生做学问作出了具体的指导。他指出，“大学是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工作能力”。他认为当时高校文科教学的主要弊端是：“在教学思想上，重视知识的灌输，而不注意能力的培养。”高校课程结构要改革，要“给同学们更好的启发，让他们懂得研究学问”，培养他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979年，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的白寿彝大力推进历史系课程体系改革，在原有的教学计划之外，增设选修课，并倡导在全校开设现代科学概论的课程，提倡中外历史比较研究。这一改革方案，不仅大大开拓了学生学习的深度和广度，也提高了教师的科研能力和教学水平。

　　白寿彝认为，讲通史课的教师必须真正在“通”字上做文章，在轻重去取之间、在脉络贯通之间下功夫。而开设选修课，则需要教师去掌握该学科已有的研究成果、学科的前沿信息，以及学科的发展前景，在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上下功夫。这些改革，使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和学术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过去，历史系的教师和学生只能在传统的课程框架里学习、研究。不同老师在教通史时，各教一段，都“通”不了，白寿彝形容为：“上不见天，下不见地，看看四周也不行。”教师教学只有面，没有点，难以深入，不易提高水平。课程改革后，教师在讲好通史课的基础上，还积极开设选修课。选修课使教师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明确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能够在通史的基础上，对某一断代史、或国别史、或专史进行深入的钻研，从而形成自身的学术特色。

　　白寿彝的教育改革理念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教师只会教书，不讲科研;学生只会听课，不会思考”的局面。例如，时任历史教师的历史学家何兹全曾为学生讲授魏晋时代专题选修课，他讲《货殖列传》，不是满堂灌，而是让学生去图书馆查找历史古籍，查找学术论文，并要求在下一次上课时，进行师生辩论，辩过老师的就是满分。这样的方式，把学生的自学积极性全调动了出来，大家纷纷跑到图书馆去查阅各种资料，想着各种“招数”，希望把这位历史学家问倒。这种选修课所产生的效果，直到今天，还让当时的学生津津乐道。他们还提到，白寿彝特别强调做学问要有动手做科研的能力，所以，让学生每半年写一篇小论文。相应地，也很少再有闭卷考试，需要死记硬背了。学习的主动权，回归到了学生手中，学生有了大量自学的时间，这样，就减少了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学生腾出更多时间去听选修课，还能去听各种精彩的讲座，提升了各方面的能力。在白寿彝治学理念影响下的这次教育改革，也培养了许多后来成长为国家栋梁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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