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弢(1913——1992年)，原名唐端毅，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藏书家、鲁迅研究专家和文学史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杂文集《推背集》《海天集》《投影集》《短长书》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等。

　　重视文献的重要作用。唐弢在20多岁的时候就是颇有名气的杂文家了，所写杂文风格酷似鲁迅，初登文坛，很多论敌误以为是鲁迅的新笔名而加以攻击，以至两人第一次见面时，鲁迅就笑着对他说：“唐先生写文章，我替你挨骂。”在鲁迅去世后，他协助许广平、郑振铎等人参加了《鲁迅全集》的整理和编纂工作;此后更是广泛收集鲁迅佚文，开启了自己的鲁迅研究之路。

　　抗战期间，郑振铎蛰伏在沦陷的上海，在进步力量的支持和资助下，广泛收购古籍珍本，以防流散海外;而他的这位“小兄弟”唐弢则竭尽所能，全力收购新文学的报纸期刊和原版书籍。这一经历建立起了唐弢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资料储备，也开启了他的藏书家之路。此前，赵家璧主持《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时，阿英的藏书确保了这一工作顺利进行。唐弢则是阿英之后，对于新文学书刊的保存和甄别，最具自觉意识和切实成就者。正是这种大规模的资料抢救工作，使得唐弢的文献能力、版本意识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人。在唐弢去世后，他的收藏悉数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说过：有了唐弢的藏书，文学馆就有了一半的基础。

　　在20世纪60年代主持《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时，唐弢和课题组的成员约定的编写原则，第一条就是必须采用第一手材料，作品要查阅最初发表的期刊，或者至少依据初版或者早期的印本，以防辗转因袭，以讹传讹。唐弢要求青年研究者多翻报刊，他说报纸期刊的存在，是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最大的不同。报刊提供的是一个场域，翻报刊能帮助研究者最大限度地回到历史现场，对本学科的发展情况了然于胸。

　　开创社团流派的研究思路。中国第一次自主学术体系的探索是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高校文科教材建设。随着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的转变，我们急需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建立起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与中国现代史、革命史高度同构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自然是重要的一方面，这个任务最终是由唐弢主持完成的。

　　文学史应该怎么写?对于现代文学史料极为精熟的唐弢认为，应该以社团流派为主来写。他指出，文学史当然要写作家作品，但需要一条线索把他们串起来，纲举目张，这条线索就是社团流派。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导言中就提到，仅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有组织的文学社团便有一百多个，既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这种大型的社团组织，也有很多青年作家筹办的独具特色的小型团体。有社团就有刊物，有自己的文学主张，有创作实践。社团之间会有论争，就会促进文学理论的繁荣;不同社团间的“英雄所见略同”处汇集起来，就成了流派。社团流派并非现代文学所独有，它的传统源远流长，魏晋的建安文学、竹林七贤就是流派社团，唐诗宋词元曲及明代的小品文中流派也众多，清代的桐城派、阳湖派等更是举不胜举。至于现代时期，“为人生的”“为艺术的”文学社团流派灿若星空。从这个角度入手，就能够把中国文学的发展从古至今串联起来。

　　如唐弢所言，文学史写的是历史衍变的脉络，只有掌握时代的横的面貌，才能写出历史的纵的发展。文学史的写作是“点面线”的结合，“点”是人们熟知的作家作品，但如果拓展到社团流派，那这个“点”就更具丰富性了;“面”是时代的横切面，把作家放进时代之中，注意它们之间的联系与互动，社团流派则是呈现这种联系的最好的“抓手”;“线”是规律，文学史归根结底要呈现古今文学演变中一以贯之之道，找出中国文学最具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特质。唐弢的文学研究深刻体现了史家精神，论从史出，言必有据，措辞婉转，给读者留下了充足的思考空间。

　　研究遵循知人论世原则。知人论世，强调研究者应该根据研究对象的时代背景来理解其创作，同样也可以从作品中还原出时代的变化，这是文学研究最宝贵的治学经验之一，唐弢将这一方法几乎发挥到了极致。

　　举例来说，“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这个清末诗人刘翰的诗词，大家都熟悉，这句明显不同于八股文的话慷慨激昂，颇有魏晋文风。它的出处在哪儿?为何让寿镜吾老先生如此倾心，为何给少年鲁迅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这是个小问题，却是理解鲁迅的大关节。在没有数据库的年代，全靠眼到手到心到，想落实出处颇为不易。从计划写《鲁迅传》开始，唐弢就在朋友同事的帮助下，翻找了大量明清文集，在“铁如意”这个典故上前前后后下了十几年的功夫。虽然最终的发现者不是他，但这个翻找的过程却是切实的积累，最终落实到传记中，唐弢用了不到2000字，将浙东学风的发展，怎么经由寿镜吾老先生这个中介，影响了少年鲁迅的文学喜好，讲得清清楚楚，堪称现代文学研究中传统溯源的典范。

　　唐弢认为，寿镜吾爱读刘翰的赋，并非偶然。清人论文学，多宗桐城;但清代崇尚考据之学，对桐城义法又不以为然。《文选》派更嘲讽桐城派的起承转合，无异八股。阮元作为清代朴学大师，在任浙江巡抚期间，设立诂经精舍，极大地影响了两浙文风，后至李越缦、章太炎更有进一步的拓展。寿镜吾虽不过一个塾师，但也爱读魏晋六朝文章，足见阮元一派在浙江绍兴影响之深远。鲁迅幼从寿镜吾，以后又请益于章太炎，耳濡目染，对魏晋文风表示好感，在艺术上有所吸收创造，恰顺理成章。唐弢由这短短两联文字，上至清代学术大势，下至鲁迅的师承关系，谈得举重若轻;文辞从容婉转，着实让人击节称赞。

　　人是时代的产物，身上有时代的印记，同时又以自己的个性丰富着时代的内涵，优秀的史家能从个案入手，见微知著，用整个时代的趋向为笔下的研究个案做注，写成一篇大文章。这是学术的功力，也是中国学派在方法论上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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