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洪既是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他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工作，在长达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形成了独特而富有成效的治学方法，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实践为学问之源。马洪治学的基石，在于对调查研究极端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与终身践行。他常说：“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没有调查就没有真知识，更没有真学问。”这一方法论自觉，源于其学术生涯的起点——延安时期。1942年，他随张闻天在陕北进行长达一年半的农村调查，深入参与撰写的《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便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农村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这次调查通过详尽的入户访谈、数据核实与比较分析，系统剖析了社会经济的微观结构。

　　新中国成立后，调查研究成为他破解复杂现实难题的不二法门。在东北主持工业恢复工作时，他跑遍主要工业城市，既进行宏观座谈，也深入沈阳冶炼厂、第一机床厂等一线蹲点，跟踪生产流程，掌握鲜活实情。正是基于这些扎实调研，他提出的工业与农业并重、均衡生产等思想，有力推动了东北经济的复苏。20世纪60年代初，为起草奠定中国国企管理基石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工业七十条”），马洪深入开展调研。他带领团队在北京第一机床厂蹲点半年，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面对京西城子煤矿工人休息时间的争议，他创新性地指导研究人员采用“工时查定法”，通过全程跟踪记录，用精准数据推动管理改进。这种“钻进去、摸实情”的作风，使得“工业七十条”切中时弊，成为指导当时国民经济调整的有效工具。

　　1977年，马洪率队赴大庆开展为期一年的系统考察，形成了《对大庆经验的政治经济学考察》等成果，将基层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总结。纵观其一生，从农村到工厂，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前沿，调查研究始终是他获取真知、构建理论的唯一源泉，体现着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坚定立场。

　　以理论服务实践。马洪坚决反对脱离实际的“书斋式”学问，主张理论必须扎根实践，并反过来指导实践，形成“实践——理论——再实践”的良性闭环。他的学术研究始终以回应和解决中国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其理论创新皆源于对实践的深刻洞察。

　　在东北时期，他通过深入调研，创造性地将东北经济划分为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等五种成分，这一分析被党中央采纳，写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成为新中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他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一书，基于全国数十家企业的调研，突破了苏联模式的教条，系统构建了符合国情的现代企业管理体系。

　　改革开放初期，面对计划与市场的激烈争论，他展现出巨大的理论勇气。1984年，他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郑重向中央建议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入决议，并系统论证其合理性，为改革目标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此后，他更进一步明确提出要“为市场经济正名”，并主持编写《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为大众理解和拥护改革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理论倡导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对深圳等改革前沿阵地的深入调研，以及国际经验的比较研究，始终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与实践需求紧密互动。

　　以开放态度促进学术创新。马洪的治学视野具有鲜明的开放性，他善于打破学科壁垒，融贯中外，在跨学科融合中开拓学术新疆域，以开放心态广泛吸收现代经济学、管理学、系统工程学等学科成果。

　　在机构建设与人才培养上，他充分体现了这种跨界思维。1978年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时，马洪不仅设立国内室，还专门设立国外室研究国际动向。1981年，他主导创建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后发展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明确提出要将“技术”放在“经济”之前，推动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这在当时的经济学家中独树一帜。他敏锐捕捉到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于1983年组织数百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开展“新技术革命和对策”研究，其报告成为国家制定科技政策的重要支撑。

　　在国际交流方面，马洪同样是先行者。他多次率团出国考察，既学习发达国家经验，也研究发展中国家还存在的问题。他积极倡导并参与构建了高层次、常态化的国际学术对话机制，为改革开放引入了重要的国际视角和智力资源。这种“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古今中外、兼收并蓄”的学术胸怀，使他的研究能够超越一时一地的局限，具备战略性和系统性。

　　以学问担国家之责。马洪治学的终极追求是“经世致用”，他将个人的学术生命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命运紧密相连，始终以解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为目标。他的研究从不为了学术而学术，而是致力于将知识转化为政策、将智慧贡献于发展。

　　马洪的学术活动与各个关键历史节点同频共振：延安时期为革命决策提供调研支撑，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工业体系构建出谋划策，改革开放时期为市场经济转型呐喊开路。作为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的主要奠基人，他深刻指出智库研究要“提出有创新性的见解，反对照抄照搬”。在他主持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围绕中长期发展战略、重大改革方案等，产出了一大批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成果。

　　他的经世情怀还体现在对人才培养和制度建设的重视上。在东北，他力荐青年干部到企业一线锻炼，为国家培养了栋梁之材。他创办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探索民间智库服务于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新模式。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作为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的首任理事长，致力于奖掖后学，推动经济学研究的繁荣。他的文风朴实严谨，不讲空话套话，其学术品格深深影响了包括郑新立、吴家骏等在内的一大批学者，形成了务实创新的学术传承。

　　马洪的治学之道，是一条以“脚踏实地求真知”为灵魂、以深入调查为根本方法、以知行合一为实践路径、以跨界融合为创新动力、以经世致用为价值目标的完整体系。他用自己的毕生实践证明了：真正的学问，源自对国情的深切体察，成于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最终要落脚于对人民福祉的真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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