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耕漠（1908——2008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骆耕漠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投身中国革命事业，历经北伐战争、抗日救亡运动、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阶段，后参与1949年以后的经济建设。他一生追求真理，大胆创新，著述颇丰，著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和价值问题》《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马克思论三种社会经济关系的演变》等。

　　以经济学研究为志业

　　1927年，骆耕漠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不久，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关入浙江陆军监狱，时间长达6年。

　　年轻的骆耕漠不但没有消极沉沦、虚度光阴，反而充分利用狱中的时间，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如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博洽德的《通俗资本论》、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书籍。出狱后，骆耕漠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一直忙于撰写文稿、编辑期刊、组织活动。从那时起，他开始思考并论述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各种经济问题，参加了中国经济情报社、中国农村研究会、新知书店、文化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理事会等社会团体的活动，并经常在左派刊物《中国农村》发表文章，还主编了大型综合性期刊《东南战线》，逐渐成为活跃在中国的颇有影响的经济学家。1934年，他开始使用“骆耕漠”作为笔名发表文章，寓意是“在沙漠中耕耘的骆驼”，正如这个名字，他一直在经济学领域辛勤耕耘。

　　20世纪30年代起，骆耕漠参加了革命军队和根据地的后勤及财经部门的领导工作。1938年，他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革命战争年代繁忙的工作中，骆耕漠依然坚持读书、思考、写作，撰写了大量经济文稿，揭露国内外军事霸权、政治强权和官僚资本势力在中国的掠夺，其中，许多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理论性，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勇敢进行学术探索

　　骆耕漠从年轻时就关注理论思考，他在积极参与国家经济建设计划管理工作的同时，也在深入、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尤其关注对当时经济发展有指导意义的理论问题，如商品货币关系、生产劳动关系、价值和价格、利润和地租问题等。

　　骆耕漠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基础，又长期在一线从事经济工作，使他能够在经济学研究中很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既不用僵化教条的抽象理论去衡量实践，也不否认理论的指导作用。他大胆进行学术探索，勇于追求真理，提出自己的见解。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价值问题展开了大讨论，形成了“宽派”和“窄派”等不同的观点。例如“宽派”代表孙冶方说，“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应“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于光远和卓炯认为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和交换存在的原因，凡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就是商品生产；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仍然会存在商品。骆耕漠是“窄派”代表，他认为，在单一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只有产品交换，没有商品交换，不存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用来同农民交换的国有大工业产品本身也不是商品，但仍存在一部分私有成分基础上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从数量比例上看，越是在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私有成分的比例就越大，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也就越大。骆耕漠进而指出，商品经济的特点是私有的个别劳动与社会总劳动的关系，它只能经过市场自发的交换方式来实现。骆耕漠的这些观点，是严格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推导出来的，逻辑严密、持之有故，体现了他本人对学术探索的严谨态度，也在当时引发了学术界对此问题更为深刻的思考。

　　强调经济学理论为现实经济发展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骆耕漠在积极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计划管理工作的同时，着力进行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和经济政策的探索，尤其关注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有重大关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他对按劳分配、生产力和生产劳动、《资本论》研究等问题都有深刻见解。他坚持将经济学理论和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经济学观点。

　　骆耕漠对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有深入思考。他提出了“大全民”中有“小全民”，集体所有制是“内公外私”的独特观点。他在1959年撰文指出：“在社会主义阶段，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还包括有局部全民所有的关系，即在‘大全民’所有之中还有‘小全民’所有的关系。”骆耕漠提出：“集体所有制经济虽然是社会主义经济，但是毕竟是一伙人的公有，他们并不是全民公有；我认为甚至还可以这样说，那一伙一伙的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内公外私’的，即它对内为公有，对国家就比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企业和个人对国家还含有更多的‘私的残余’。”这些观点非常有新意，在当时对人们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发挥了重要作用。

　　骆耕漠对经济成分也有深邃洞见，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交换开始于多种公私所有制并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渡阶段。因多种所有制并存，其存在着的商品关系，应属于过渡性的商品经济。他主张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提出允许和扶助偏僻的零星散户独家耕种，对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的责任制，超产可多分，鼓励各户大搞家庭副业；开展集市贸易和议价议购，保护能先富起来的不用怕冒尖；在城市集镇，有组织地提倡办集体服务行业和手工艺生产，恢复部分代销店、“夫妻店”和小摊贩以及城市家庭手工副业生产，广开城镇闲余劳动力的生活门路。他强调，这类个体经济、半集体经济和小集体经济有助于调剂国计民生，有利于加快四化建设，是新时期新的多种经济成分中的必要构成部分。在同一时期，经济学家薛暮桥也极力主张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两人的观点相一致，极具远见。

　　为现实经济发展服务，是骆耕漠从事经济学研究的目标。他孜孜不倦、潜心研究。作为学者，他一直在思索，一直在进步，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出了独特的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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