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慕珍是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历任弗里曼·斯鲍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威廉·哈斯中国政治教授、斯坦福大学中国项目主任，曾任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主任。她长期关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出版了多部关于中国的著述。

　　《中国乡村起飞：经济改革的制度基础》是一个历史性的考察，聚焦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成果，戴慕珍力图从制度上揭示中国乡村经济起飞的内在动因。这本书的数据除了来源于公开出版或发表的英文、中文资料，更重要的来源是戴慕珍于1986—1996年间在中国完成的300余次访谈，为如何看待中国乡村经济起飞乃至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财产权利的再分配给予地方加速经济发展的正面激励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众多，戴慕珍认为农村地区大规模的工业化最令人瞩目。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地区的经济起飞带来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农村工业收入超过农业收入，成为农村总收入的主导来源；乡镇企业产出年增长速度超过26%；不到十年间新创造就业岗位与全部国有企业雇佣的工人总数持平，“如此巨大的增长在任何政治体系里都会很可观”。

　　戴慕珍指出，农村工业化的关键激励因素是中央政府重申地方政府对税收的财产权利。她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财政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措施。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中央政府不再保障上级预算分配能满足地方经费。中国改变了从上到下财政收入的垂直分配（条）体制，实行地方首先要依靠水平财政流（块）的体制，即他们要依靠自己创收。另一方面，中国开始赋予地方政府支配其创造的经济剩余的明确权利，以此来激励地方政府。财产权利的再分配给予地方加速经济发展的正面激励。

　　她还强调，为了保持对地方政府激励的稳定效应，来自中央的政策连续性是重要的保障条件。创造财政结余然后自主使用可能并不足以激励地方政府长期追求经济发展。作为中央政府在地方的代理人，地方政府必须合理保证自己不但会获得结余以及其使用自主权，而且要在一个可预见且足够长的时期内有能力不断得到此结余。20世纪80年代财政改革之后，中央政府为明确对地方的激励，把财政收入分为：明确规定给中央的收入、规定给地方的收入、分享的收入。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财政改革赋予地方政府使用其结余的自主权”。

　　农村工业企业具有多样性与不同的演进路径

　　戴慕珍考察了乡镇企业的发展策略，强调农村工业企业的多样性与不同的演进路径。她认为，没有一个单一模式可以准确描述中国农村经济变迁过程。她指出在成功工业化地区可以见到多种所有权形式。她说：“事实上，一般而言，‘乡镇企业’这一术语的字面意思是乡镇所有的企业，被理解为包括地方政府在乡镇和村层面的企业，也包括私人所有的企业，无论是独资还是合伙。”

　　这本书也关注到中国政府为适应改革形势和市场发展作出的所有权制度探索。在20世纪90年代，政府促进集体所有企业和村企业采取新管理形式，以使他们更具竞争性和更有效率。与过去主要依赖承包的做法不同，当时推行了一些新举措。“一些措施更接近私人所有企业，管理者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和对结余更清晰的权利；另一些措施仍旧更接近集体所有模式，但是升级为大公司，以具备生产规模和资源集中的优势。这些形式包括租赁、股份制、建立公司和集团”。

　　戴慕珍对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她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的增长是一个演进的过程。作为一个整体，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证明了它能够完成从社会主义体制向混合经济的逐步转型。“这一制度变迁发生在一个高速增长的语境下。”

　　地方党员干部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的改革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巨大经济奇迹，尤其是农村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促成因素众多，戴慕珍着重分析了地方党员干部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戴慕珍研究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当改革开始进行时，许多工作在地方政府所有的经济领域内的地方官员，为全力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取得最大的综合效益，乐于参照公司运营的方式来经营集体所有的企业。这大大调动了地方政府致力企业经营的积极性，也提高了经济决策效率。

　　戴慕珍认为地方政府各个层级的共同努力是农村经济改革成功的基础。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是多个层级共同努力、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地方政府各层级的进取心是关键。每个层级都有自己的资源，也力争自我满足，但是它也可以向上级寻求帮助和资助。中国农村工业的快速发展起步于全部三个层级的投入——县、乡镇和村。它们共同组成地方经济发展团队，直接促成中国乡镇企业的巨大增长。如戴慕珍在书中所说：“在乡镇和村级，干部利用其管理权动员本共同体内的资源直接资助集体所有的农村企业，再分配资本，集中风险。需要时，乡镇和村可以向县寻求帮助，正如他们在其他政策领域所做的那样。”

　　《中国乡村起飞：经济改革的制度基础》对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就评价积极，高度赞赏了改革制度设计的灵活性，也客观肯定了地方政府的首创精神。作为一项历史性考察，这本书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面貌。如今，随着改革的深入，技术不断进步，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加速，我国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又进入了新的阶段，期待有更深入的研究，立足更新的材料，对中国改革经验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梳理。

（责编：常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