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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一生致力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在曾经那个文化倾圮、国魂飘失、竞逐西风的时代潮流中,他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对抗西化潮流,始终以维护和弘扬中国历史文化精神为己任,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生命力抱有坚定的信心。他的这些主张和思想集中反映在他撰写的《中国历史精神》一书中。 在书中,钱穆首先对历史的概念作了明确的界定,认为历史应分客观历史、历史材料、历史知识三部分。接着他把对历史概念的探讨转向历史时间与历史事件的分析上。他说历史上的时间概念与物理上所言的时间在内涵上有着本质的区别。物理上的时间以瞬息变化为特征,历史时间则具有持续性、绵延性,它在持续变动发展中有一种凝然常在的特殊性,正是由于这种持续性、绵延性,由此便能形成历史事件。这些事件不仅能由过去持续到现在,而且还能穿透现在而持续到将来。因此,考察历史事件,绝不能孤立地、静止地去作观察,而应当把它放到一定的历史情境中去作具体的动态的分析和把握,既要弄清楚已经逝去的历史事实的存在状态,又要展现历史事件对现在及未来所发生的作用和影响。基于这一理解,钱穆把人类社会的历史视为一个“生生不息”的发展过程。由此眼光去考察历史,历史绝不是一堆僵死的遗骸,而是过去生命的延续。 钱穆提出了“史有生命”的主张,认为“史学是一种生命之学”。历史在持续绵延的演进中有一股活的精神和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不是别的,它就是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所以钱穆说,历史在不断变动向前,“其中宛然有一种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泉源。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在这里,钱穆把历史看成是民族、文化、历史三者的统一体,把历史、民族、文化,历史精神、民族精神、文化精神明确地联系了起来。 钱穆指出,民族是文化创造的主体,文化则是民族的生命和灵魂,民族创造出文化,文化又融凝此民族,两者之间是同根同源,“如影随形”。关于文化与历史的关系,钱穆也强调二者同质的关系。在他看来,文化就是全部历史之整体,历史便是文化的展开和演进,文化的真正意义,是从历史的整体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可见,钱穆所说的民族是文化的民族,文化是民族的文化,历史则是民族和文化的历史。民族、文化、历史三个名词虽异,而内容实则为一。为此,钱穆在书中作了许多精彩的分析。他说,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他们的一部历史,可以活上几千年,这是文化的生命,历史的生命。民族并不是自然存在的,自然只能生育人类,不能生育民族。“中国人必然得在其心灵上、精神上,真切地感觉到我是一个中国人。”这一观念,由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所陶冶而成,却不是自然产生的。所以民族精神,乃是自然人和文化意识融合而始有的一种精神,这是文化精神,也是历史精神。只有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才能孕育出世界上最悠久、最伟大的中华民族来。若这一个民族的文化消失了,这个民族便不可能再存在。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会没有历史,也没有一个有历史的民族会没有文化。因此,没有历史,即证其没有文化;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历史。因为历史与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如是我们可以说,“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我们要把握这民族的生命,要把握这文化的生命,就要在它的历史上去下功夫。 自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西方列强用枪炮轰开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强烈震荡、冲击下,国人出现了认同危机,其中包括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在社会巨变的时代中,人们急于想知道我是谁?属于何处?将要走向何处?钱穆正是处在这样一个认同危机十分严重的时代中。如何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又保留本民族自身传统特征,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保护民族根基和元气,这是他毕生都在为之思索的问题。钱穆对近现代中国产生的“文化迷失”深感痛心,认为除了挺身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无以挽狂澜于既倒,所以他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对中华民族得以自立的文化生命和精神大加阐扬和维护,始终对中国文化传统抱有坚定的信心。他在《中国历史精神》中不仅对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再三致意,心有戚戚焉,而且还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国防、教育、地理和人物、道德精神各个方面给予了具体的论证,他把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视为一个时代的元气和灵魂,希望用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来为民族文化的生命培植元气。他说:“历史文化与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是我们这一代的元气,是我们这一代的生命,是我们这一代的灵魂。我们必得有元气,有生命、有灵魂,始得解决我们当前的一切问题。元气断了,生命绝了,灵魂散了,一切也完了。我们要根据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来打开当前一条出路,来寻求我们此后的新生。”所以钱穆治学多从文化的层面来思考国家、民族的出路问题,力图通过发掘历史中深藏的民族文化力量,让国人从灿烂辉煌的历史中找寻强大的精神动力,以重建民族的文化认同,重拾国人对历史文化的自信。如今看来,他在《中国历史精神》中所阐发的民族文化思想,在激发民族意识、弘扬民族精神、树立文化自信、唤醒国魂等方面,的确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责编:常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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