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铭暄（1928年5月—2026年2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他是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制定的学者，培养了一大批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著名学者和实务工作者，为中国特色刑法学体系构建和法学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高铭暄一生笃志法治、深耕实践、精研刑律、扎根教坛，在漫长的学术与教学生涯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学理念和法学教育方法论。

　　深耕刑法研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解决一个实际问题，才能把理论往前推进一步”，是高铭暄治学的一贯理念。他多次谈及，刑法学理论性和实践性强，需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他反对脱离实际的抽象研究和缺乏理论深度的就事论事，主张结论要源于实践并能够服务实践。

　　这一理念源于高铭暄参与立法的丰富经历。他是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制定的学者，经历了前后38稿、长达25年的立法过程。此后，他还深度参与了1997年刑法的全面修订工作，并全程跟进、深度建言此后刑法历次修正案的研讨论证，没有缺席期间中国刑事法治建设的每一个关键节点。1979年刑法曾规定，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可以比照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量刑。高铭暄不这么认为，他觉得每一条定罪都必须有法可依，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他力主推动废除类推制度，明确主张定罪量刑必须有明确法律依据，这一重要主张最终被1997年刑法采纳，为我国刑事法治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石。在死刑制度改革中，高铭暄明确主张慎用死刑，反对对单纯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他指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犯罪根源在于经济管理与政策漏洞，应从源头治理。在他的积极推动下，死刑罪名最终减少确定为68个。自1999年起，他持续呼吁在宪法框架内激活适用特赦制度，历经20年不懈推动，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国家依法对九类服刑罪犯实行特赦，彰显刑法治病救人的宗旨。面对刑法学界关于犯罪构成理论的争论，高铭暄立足我国司法实践，坚持完善“四要件”（指犯罪构成的四个基本要素，即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理论，认为贸然推倒重来会造成理论与实务混乱，同时以理性态度参与学术争鸣，使“四要件”理论在讨论中得到进一步完善，以实践问题的解决持续推动刑法理论向前发展。

　　高铭暄的学术著述，始终以新中国刑事法治建设的广泛实践为源头活水，与新中国刑事法治建设的进程同频共振。他领衔撰著的三卷本《刑法学原理》，以深刻的论证为系统构建中国特色刑法学的理论框架作出贡献，是中国刑法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主编的改革开放后第一部全国统编刑法学教材《刑法学》，奠定了中国刑法教学的基础框架，惠及无数学子。他的学术成果始终以解决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问题、服务国家法治发展的核心需求为根本目标，实现了学术成果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完整闭环。

　　重视文献作用，开创“综述研究法”

　　高铭暄在刑法治学领域的标志性创新是“综述研究法”，即文献综述教学法。针对中国刑法学重建之初学界存在的立论无据、盲目创新、理论与实践脱节等突出问题，高铭暄确立了“无综述、不研究”“先筑基、后创新”的研究要求。同时，还明确综述核心是“梳脉络、辨共识、找分歧、定空白”，纠治凭空立论、盲目创新的治学顽疾。这种将厘清文献作为治学起点而非终点的定位，规避了脱离现实的书斋考据与脱离根基的空谈妄论两种错误方法。

　　在治学过程中，高铭暄始终以立法史、比较法、理论争鸣、司法实践四大系统综述为立法研究前提，精准锚定贴合中国本土的立法方向，规避照搬域外经验、脱离司法实际的误区，获得国际法学家李浩培盛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一书正是其立法综述研究的标杆成果。这套兼具理论深度与本土适配性的研究范式，深刻体现了高铭暄知行合一、求真务实的严谨治学之风。

　　在人才培养中，“综述研究法”得到广泛应用，现已成为法学教育的经典教学范式。高铭暄根据研究生课业进程，自己先大量研读资料，再选定合适课题交给学生。学生需在规定时间内收集整理中外相关文献资料、深入阅读理解，结合刑事立法和司法现实独立思考，最终撰写系统性综述论文。该方法成效显著，学生完成课题相当于学透了一门课程。高铭暄高度重视培养学生阅读、信息整合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引导学生在学术研究起点就学会站在巨人肩膀上思考，明确自身学术兴趣和研究方向。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回忆，正是高铭暄布置的综述作业，让他进入了刑法学研究大门。

　　倡导因材施教，总结人才培养范式

　　在长期教学实践中，高铭暄总结出“三严四能五结合”的人才培养范式，体现了其教育思想的严谨、全面和实践导向，该范式的科学性和实效性获得全国法律教育界高度赞赏。

　　“三严”：严格要求、管理、训练学生。高铭暄认为法学是经世致用之学，法律人必须严谨自律。他虽然社会活动繁忙，但坚持每年抽出时间逐字逐句审阅学生论文，不放过标点、错别字和用词问题，杜绝学生“混文凭”。“四能”：着重培养学生读书、翻译、研究、写作能力。他强调要广泛阅读夯实基础，通过翻译理解域外理论，以研究发现问题，最终用写作表达思想、形成成果。“五结合”：学习与科研、理论与实践、全面掌握与重点深入、研究中国与借鉴外国、个人钻研与集体讨论相结合。这是其治学重要的方法论，同时也是其教育思想辩证法的体现。比如他强调“立足本土、开放包容”的治学立场，主张既吸收人类法治文明优秀成果，又始终坚守中国国情、构建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理论与实践结合”要求学生兼顾理论学习和关注立法司法进展，吃透立法精神、提出立法完善建议。在教学中，高铭暄的课堂往往结合复杂理论和司法案例，“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情”，深受学生欢迎。

　　高铭暄还秉持“有教无类”的教学理念，对所有学生倾注相同爱心和心血。他授课对象广泛，涵盖本科生到高级法官、检察官班学员。他用实际行动践行“教育乃我之事业，科学乃我之生命”的誓言，彰显了人民教育家的责任与担当。在此基础上，高铭暄注重“因材施教”，尊重学生特点、个性和学术兴趣，进行个性化指导。他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有着差异化教学要求，给本科生讲课重基础，给硕士生讲有争议和前沿的问题，给博士生讲最前沿的内容启发思考。此外，他鼓励学术争鸣，包容不同观点，并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学生中观点不同甚至对立很常见，他会和颜悦色分析讨论，认为“学术需要辩论，真理越辩越明”，营造了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这种育人理念和艺术，不仅培育了60余位刑法学界领军人物，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范式，被弟子和学界同仁广泛研究、传承和弘扬。

（责编：常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