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泽慧（1914—2011年），籍贯山西灵石，江苏苏州人，核物理与粒子物理学家。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在法国巴黎居里实验室工作，与钱三强一起发现并研究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她参与创建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资深院士，空间科学学会常务理事等，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7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何泽慧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及核能的应用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为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她始终保持科学家的求真本色，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其治学之道激励着后辈学人。

　　科学救国的坚定信念

　　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一代又一代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的结果。强烈的爱国和奉献精神也是何泽慧治学创新的不竭动力。钱三强、何泽慧等一大批老一辈科学家成为“爱国科学家”的典范，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他们耳濡目染父辈倡导的“科学救国”理念，将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转化为科学家的实验室、科技知识和保家卫国的壮举。

　　何泽慧的父母均出身科举世家，父亲何澄曾亲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作为山西籍首批留日学生自费东渡，成为同盟会首批会员。何泽慧的外祖父王颂蔚曾任军机章京，也是蔡元培的座师。外祖母立志振兴中华、争取女权，创办了苏州振华女校。何泽慧长期以来被视为女科学家的代表，这也折射了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的使命传承和身份转型。正是科学救国的坚定信念，奠定了何泽慧治学的根基。

　　何泽慧家族中的许多人都从事物理学研究。大舅王季烈是“物理学”一词的最早译者。表哥王守竞担任过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受他们的影响，何泽慧中学时就对物理十分感兴趣。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后，她逐渐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在当时，周培源为培养学生应用物理保卫祖国的爱国意识，特意增设了“弹道学”课程，叶企孙强调学生要专心学习功课，指出“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何泽慧就曾写道：“1935—1936年，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最疯狂的时期，那时我在清华物理系四年级念书，总想只有抓紧时间念好书才能救国。”

　　大学毕业时，南京兵工署的弹道研究所只招收男生，何泽慧毅然决定留学：“兵工署不要我们，我自己去找德国军事专家的老祖宗去！”而且依然选择了弹道学专业，她说，“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何泽慧成为对外保密的柏林高等工业学院技术物理系招收的第一位中国人，也是第一位女性。她利用那时刚刚出现的光电管，组装设备来测定弹道子弹的速度，1940年毕业论文以《一种新的精确简便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方法》为题通过考核，获得博士学位。

　　正值博士论文写作期间，德国入侵波兰。父亲何澄认为学业不可半途而废，叮嘱“汝细研究之为要”。获得学位后，不得不滞留德国的何泽慧先是进入西门子公司从事磁性材料研究，后期又到海德堡的核物理研究所。但她始终以科学报国为念，从未考虑过在国外永久定居。直到与巴黎的钱三强建立联系，相同的志向加上科学上的合作，两人才逐渐发展为人生的伴侣。得知日本投降后，两人曾计划立即回国，“以尽我们数年来未参与祖国战事努力的国民义务”。

　　求实创新的崇高追求

　　钱三强和何泽慧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科学救国”的人生道路，且在这条道路上，两人开拓创新，不仅作出了举世闻名的发现，更创建了中国最早的核科学研究机构，让原子能研究在中国生根发芽。

　　1943年，何泽慧来到海德堡，在著名实验物理学家博特的指导下开启了核物理研究生涯。她了解到核裂变的发现过程，正确总结了放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哈恩的经验：“实验工作者第一位的事是以老老实实的态度来采集实验数据，使之经受得起任何严格的推敲，并且客观无偏地揭示事实的真相，然后坚持用实验事实去检验理论。”她建造了带磁场的云室，记录正电子的碰撞径迹，这是一项艰巨而枯燥的工作，但细心的何泽慧发现了178个碰撞，以及3次快正电子的湮没，即首次发现了正负电子的完全碰撞现象。何泽慧将这个发现寄给钱三强在国际会议上报告，被英国《自然》杂志誉为“科学珍闻”。

　　1946年，何泽慧前往巴黎加入了钱三强的研究小组，他们利用新发明的核乳胶技术，研究铀核的三分裂现象。这首先要从乳胶板中寻找三叉径迹的事例，用放大上千倍的显微镜在暗淡的视野中搜索那些捉摸不定的径迹，没有足够的恒心和耐心，没有敏锐而细致的观察力，是不可能完成的。何泽慧的耐心和毅力发挥了作用，不仅找到了最多的三叉径迹，而且发现了四分叉的事例。钱三强和何泽慧认为发现了首例四分裂现象，立即将照片寄给导师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夫妇。在这些事例基础上，两人继续经过深入测量和研究，证实了三分裂这种新的原子核裂变方式。

　　胆识和勤奋是他们成功的重要经验，何泽慧认为，“中国人并不是不能有所发明的，而相反在做实验或其他的工作方面只有比外国人聪明灵活”。而作为女性，她坚信“妇女学科学者能力智力各方面并没有什么困难”。她始终强调实验观测和物理研究要着眼创新，年轻人的思想不要被某些意见框住了，不能只是跟在别人的问题后面。科学上的创造性，应当根本地表现为提出自己的问题再去解决它。

　　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当钱三强与何泽慧回国前向约里奥——居里夫妇辞行时，就预料到当时贫穷落后饱经战火的中国，在科研环境和实验条件方面会面临困难。但何泽慧决心为祖国的富强、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任务多么艰巨，都矢志不渝、攻坚克难，在各个时期为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卓越的贡献。

　　钱三强与何泽慧参与创建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汇集了全国核科学领域的骨干力量。特别是何泽慧始终处在关键的科研岗位上，从早期的实验设备研制、开展中子实验，到组织原子弹科研攻关，始终亲力亲为。

　　面对几近白手起家的境况，何泽慧等科研人员必须从基本的探测设备开始研制，其中一项就是作为保密技术的核乳胶制备。西方国家有成熟的胶卷工业，但在当时她们的物理研究所里，核乳胶的制备全部需由何泽慧和助手们亲自动手完成。在极其简陋的设备条件下，何泽慧和陆祖荫、孙汉城等助手自力更生，到1956年，经过420多次试验，终于研制成功了对质子、α粒子和核裂片灵敏的核-2、核-3乳胶。1957年，她们又改进制成了对电子灵敏的核-4和核-5乳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项成果获得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科学奖。当时日本理论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率领日本物理学家代表团访华，参观物理研究所之后总结道，何泽慧“领导的只有几个人的小组做出了使人难以相信的事”。

　　在氢弹研制过程中，原子能研究所承担了关键同位素反应截面的测量任务，要求5个月完成。何泽慧亲自担任突击队“司令员”，负责指挥和业务指导，经过不到5个月的夜以继日的苦战，提前完成任务。物理学家彭桓武说：“何泽慧专门组织一些人，白天晚上做……核武器研究没有走弯路，没有走错误的方向，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科学事业的发展也非一帆风顺，因出身背景和科研理念，何泽慧也曾遭遇过一些挫折甚至不公正的对待，尤其作为女科学家还面临更多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但她始终保持平和、纯粹的心态，生活上极其简朴，科研上更是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还鼓励女性科研人员发奋努力。她勇于打破陈旧观念，特别是为女性争取权益，为基础研究争取支持。即使是下放劳动期间，她也一丝不苟地完成看场和打钟等任务。没有实验室，她就观察天空中的彗星，正是宇宙这个大实验室，又将她带入高能天体物理、宇宙线物理研究的新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科研投入快速增长，大科学装置纷纷上场。但何泽慧始终提倡尽量利用简单的实验条件开展有意义的科学探索。她总结道：“一些科学家之所以能在简陋的仪器上，通过常规的工作，发现新奇现象，关键在于目光敏锐以及扎扎实实、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这句话体现了老一辈科学家的优良学术传统，也让我们感受到她深沉的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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