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费孝通和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大瑶山做调查，展开了文化研究。他将体质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的理论知识融入实地调查中，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融合。通过结合体质测量学和社会组织研究，他深入分析人类生物属性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运用人体测量学、社会调查法、文化分析法等多种方法，确保研究的全面和深入。特别是厘清了大瑶山对外统一以“瑶人”自居、对内则细分为五大支系的复杂结构和社会关系，为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念的产生提供了生动的案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费孝通参与了民族慰问、民族识别、民族大调查、民族学院组建等一系列新中国的民族工作实践，极大地加深了他对民族工作的认识，但也产生了一些疑惑。针对当时要编写各个少数民族的简史，分民族编写貌似体例简单，但实际很难写作，他说，“我的困惑出于中国的特点，就是事实上少数民族是离不开汉族的”，所以费孝通在组建中央民族学院时，就建议聘请一批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民族学家来学院执教，综合推动民族研究和教学工作。进一步提出在课堂上应当有一门综合性地介绍各民族历史的基础课并亲自主持开设，这为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念的提出埋下了种子。

　　改革开放后，费孝通恢复了学术工作，重新展开学术研究，年届七十的他以“只有十块本钱”来惜时如金。费孝通总是站在时代的前沿，紧贴中国的实际，针对中国各地不断发生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不断到全国各地调查研究，先后去吴江28次、甘肃11次、广州5次、常州5次……跑遍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各个省区。在开展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费孝通一直关注中国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最早提出边区开发的构想，主张“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为党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作出贡献。根据在内蒙古赤峰、包头等地的调查，他提出要防止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两个失调”，较早提出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思路。面对剧烈社会转型时期少数民族的文化困境，他提出发挥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优势，促进当地发展的思路，重点关注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问题。

　　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后现代主义反思成为国际性的学术议题，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平静。人类怎样面对新世纪“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特征，建立一个和谐的地球家园，成为费孝通深思的重要问题。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他总结几十年的民族调查和研究成果，得出重要结论。在他80岁生日时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理念，提示了在全球化时代应力图构建“和而不同”而不是“文明冲突”的世界。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更引起他的关注，费孝通结合他长期以来所做的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和在中央民族学院的教研积累，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知识，于1988年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念，为全球化时代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既阐释了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历史过程及结构层次，又指明了中国民族关系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增强共同性。“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念，为构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最大限度凝聚各族人民智慧和力量、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重要贡献，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时代回应。费孝通提出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美好世界”的理念，也启示我们要建设和谐中国、和谐世界。有了文化自觉基础之上的文化自信自强，中华民族就能够在全球化时代把好文化转型之舵，更好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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