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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著 国家兴衰始终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相应地,为何有的国家繁荣富足而有的国家凋敝贫困,也成为社会科学各学科都竭尽全力想要回答的命题。美国学者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在2012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结合各大洲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大量历史实例展开分析,认为国富国穷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制度。2015年,该书的中文版本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后,就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关注。2024年,两位作者因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而共同获得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该书再次引起学界热议。 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从一个现象入手,层层递进提出核心观点。这个现象就是跨越美国和墨西哥边界的小城诺加利斯,国境线两边自然条件和居民背景相近,但居民收入、受教育程度和公共服务却长期相差悬殊,原因在于“国境线两边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制度”。两位作者由这一现象作为例证推而广之并提出了核心观点:决定国家贫富乃至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 为了论证不同制度如何导致国家间不平等和经济发展差距,如何决定国富国穷乃至国家兴衰,作者运用“包容—汲取”和“政治—经济”这两对概念构建了四象限制度解释框架。具体来说,作者首先把经济制度区分为包容性的和汲取性的,包容性经济制度提供可靠的产权保护、公平的市场准入、公共服务和法律秩序创造包容性市场,由此激励生产、创新与投资,鼓励技术进步和技能教育以增进繁荣;而与包容性经济制度特征相反的制度则是汲取性经济制度,其制度设计是让一个社会的少数人从多数人那里攫取收入和财富,由此导致生产性激励不足,创新和教育机会也都被限制,经济就难以增长。尽管经济制度直接决定国家的贫富,但“政治和政治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于是两位作者又进一步把包容性和汲取性这对概念延伸到政治博弈当中,如果政治制度能够确保国家权力集中以维护秩序,且保障人民拥有政治权利、参与政治活动,就是包容性的,反之,政治制度就是汲取性的。相应地,包容性政治制度因把权力广泛分散于社会并限制其滥用,且形成了强有力的国家以提供稳定秩序,就能够支持包容性经济制度并约束当权者不能运用权力为自己建立汲取性经济制度。而汲取性政治制度下政治权力一直非常狭隘地集中在当权者集团手中且不受限制,由此就形成汲取性经济制度,当权者从社会其他人那里攫取资源和财富以维持权力,缺乏鼓励经济进步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激励因素,从而造成经济萎缩和贫困,由此带来动荡并导致国家归于失败。 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期的大部分国家中长期存在,如光荣革命前的英国、大革命前的法国、殖民时期的美洲等,政治权力被少数当权者垄断,制定出的经济制度也就成为当权者掠夺和攫取广大民众利益的工具,当权者将资源配置到他们所控制的高生产率活动中,可能会得到一定时期的增长,但这种增长不可持续。在两位作者看来,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则是当前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写照,如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大革命后的法国、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等,都以包容性政治和经济制度获得了经济繁荣。由此,就明确了该书的中心主题,即“经济增长和繁荣与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相关,而汲取性制度通常会造成停滞和贫困”。 既然包容性制度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且包容性政治制度不可能产生汲取性经济制度,即包容性政治制度与汲取性经济制度的组合在人类历史上基本上不存在,两位作者就重点对汲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这个组合作出进一步解释,并提出汲取性制度转化为包容性制度需要的条件。在他们看来,朴正熙领导下的韩国快速工业化是汲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结合的典型,但“汲取性政治制度下支持经济增长的各种安排,从本质上讲是脆弱的”,尽管能够实现增长,但不可持续,还需要转向包容性政治制度,实现与包容性经济制度的良性循环,才能够激励创新创造和技术变革,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维持经济繁荣。那么,汲取性政治制度如何转型成包容性政治制度?答案是出现改变既有社会经济和政治平衡的重要事件或重要因素的汇合点,即历史上微小的制度差异和关键节点事件之间的互动。书中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例子来进行说明,例如,16世纪英国和法国、西班牙在皇室和议会制度上差异甚微,却在17世纪以后大西洋贸易、殖民扩张和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制度差异不断扩大,及至1688年,光荣革命成为英国政治制度创新转型为包容性制度的关键转折点,新生的商人阶层以及农民、各种产品制造者和大西洋贸易者形成了反对斯图亚特王朝专制主义的广泛联盟,这个联盟通过革命获得了政治权利,在限制王权的同时加强了议会的集权,通过议会加强法治,进行了促进生产的经济制度改革,为工业革命开辟了道路,包容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良性互促开启此后英国长期的经济繁荣。“向包容性制度大转变的关键要素,就是通过广泛联盟来反对专制主义,并用更加包容的多元制度取代专制制度。” 在一定意义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是自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源起美国的“失败国家”研究中一部可读性很强的著作,其“包容性制度”与“汲取性制度”分析框架把人类社会长历史尺度中不同国家和地区政治权力形塑制度、制度决定激励、激励导向繁荣或贫困的过程具象化。尤其是以翔实的例证指出,无论是包容性制度还是汲取性制度,都能够产生经济增长,但只有包容性制度能够实现经济长期的持续增长。这个观点极具洞见,深刻提醒当今各国,要促进国家的繁荣发展,一方面,就要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以参与到制度过程中,形成并维护包容性政治制度,这样才能够遏制和避免少数人垄断权力并仅为其自身谋利益的寻租和腐败,才能够减少和避免因对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造成限制或扼杀而错失发展机遇或阻碍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包容性政治制度把人民对经济增长及其社会福祉效果的期待与时俱进地转化为鼓励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的包容性经济制度,才能够以市场的准入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为经济繁荣发展护航,确保人民从经济繁荣发展中受益。换言之,包容性制度本身还是需要保持包容性的。在现实中,只有不断改革和优化制度以回应时代、科技、人民的需要,才能够保持制度的包容性,从而形成和保持导向繁荣的稳定可期的激励。唯其如此,才能够说国富国穷是由制度决定的。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具有简单的学术逻辑,之所以简单,正在于舍弃了两位作者认为不具解释力的诸如地理、文化等因素,也并不深究制度从何而来、受什么因素制约,这就使得人类社会历史和现实中多彩多样实践的非完善性就被舍弃或直接归入历史的偶然性。不仅如此,该书以美欧价值观和历史观为主导,具有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及其固有的制度傲慢,把今天欧美国家的民主标榜为包容性制度的样板,否认当今拉美、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许多国家选择的现代化道路的可行性,具有局限性。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统一战线教研部主任〕 (责编:郑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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