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韩毓海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今天，我们的学术工作，包括其他各方面工作，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产生问题的原因，往往就是缺乏所谓大局观。那么，什么是大局观？在这里，我认为首先要把什么是大历史观搞清楚。

　　“大历史观”这个说法，是由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率先提出的。汤因比曾经以英国政府代表的身份，参加过1919年、1946年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而他最大的学术贡献，就是把“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最基本单位，这在历史研究中是开先河的。

　　政治是什么？政治是制度保障，目的是保障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和平是生存的前提，如果没有和平，生存都是问题，谈何发展？因此，汤因比说，政治是对秩序的追求。如果没有秩序，那么就没有世界和平。

　　汤因比认为，如果把这个所谓的世界秩序放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看，那么，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不过是“小历史”，而现代“民族国家”不过是实现西方利益最大化的政治形式。西方的近代史观是断裂的，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人似乎不知道，在近代西方兴起之前，人类还有“大历史”。这个大历史，就是以全人类的总体利益为目标的历史；体现这种大历史的政治形式，也并不是只有300年历史的西方现代“民族国家”，而是“世界国家”或者“世界性国家”。

　　于是，在著名的《变革与习俗：我们时代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汤因比通过全面回溯总体的人类历史，通过建立大历史观，进而提出了“世界国家”或“世界性国家”这一重要范畴。

　　什么是“世界性国家”？汤因比指出：世界性国家的共同特点，在于以全人类的利益为目标，而不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都把维护和平作为人类生存的前提；都有包容的气度，承认人类有统一的追求，把延续人类文明作为责任；同时，都有自我更新的能力。

　　按照大历史观，世界上有三个源远流长的文明，一个是埃及文明，一个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一个是中华文明，这三个文明都有世界视野、天下胸襟，都曾从全人类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世界性国家的发展，罗马帝国是世界性国家埃及的继承人，波斯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继承人，而随后的伊拉克、伊朗则都是波斯的继承人。

　　埃及和波斯这两个世界性国家，都属于广义的地中海文明。但是，同样是以大历史观观之，这两个世界性国家的传统都中断了，它们都没有经受住内部分裂的挑战，特别是西罗马帝国，它被后起的西方文明瓦解了。

　　和平，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而人类的文明是多元的，如果没有统一、连续的视野，没有包容的胸怀，就没有世界秩序，也就没有和平。因此，世界上唯一的历尽磨难，把统一性、连续性、包容性、和平性作为始终如一追求的世界性国家，就是中国。

　　汤因比作出这个“大历史判断”的时间，是在1965年，这个从大历史角度看世界的视野，随即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华文明的研究者饶宗颐也对这个判断作出过解释。

　　饶宗颐的理由是：一、中国历来主张以世界的眼光看历史，把人类历史看作一个整体。《春秋公羊传》讲“太平世”，《大学》论“平天下”，铸就了中华文明“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的博大襟怀。二、中华民族的“大一统”立足于“天下”情怀。历史上的“正统论”，固然也曾局限于夷夏，但此于偏安之世则然；若大一统局面下，则地既无疆，天亦无外，“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华文明的大一统，有涵盖宇宙的气象。“天下”，指向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汤因比认为，与美国和苏联不同，中国革命的目标是非常现实的，这个目标就是中国的统一与复兴，为此中国脚踏实地，不惜一切代价。“当今的中国并无意建立世界统一。它的近期目标是恢复它的传统地位，该地位已在1840年以来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的侵略过程中失去了。中国正在努力弥补百年以来的种种逆境与羞辱造成的损失；它似乎将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这一目标。然而，它似乎也的确能够实现该目标。”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汤因比的主张是：要使人类在核技术的无政府时代避免终极毁灭，关键是看新中国怎么办。

　　在世界史研究领域，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大历史”和“世界性国家”的研究，因为这个研究最与中国相关。因此，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制造新的概念、范畴，我们的研究目标，依然是汤因比多年前的那个论断：中国是唯一尚存于世的“世界性国家”。中国向何处去，对全人类最为重要。

　　政治、制度之共识，依赖于文化的共识，文化的共识是在文化交流与阐释中形成的，尤其依赖于文化的阐释者——知识分子，这是启蒙的观点。而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的共识不止于此，文化共识的产生不仅依赖于知识分子，更依赖于社会运动，如果没有广泛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动员，文化共识只能局限于社会的上层，而不能转化为有效的制度。正如离开五四运动，就不能理解新文化运动一样，离开伟大的中国革命，就无法理解全部的中国知识活动。

　　关于中国之命运，关于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人们谈论了很久。什么是“中国之命运”？

　　中国之命运，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运动。通过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中国的命运一经掌握在中国人民手中，新中国就会像太阳一样出现在世界东方。中国的命运，就是人类前进的方向。这一点，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因此，只有从大历史观去看中国共产党100多年的奋斗，才能看清中华民族的命运，看清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才能真正明白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今天，特别是在今天，我们也许比任何历史时代，都能更深刻地感受到——天安门城楼上的两个横幅，乃是如此互为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本文系《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一书序言，略有删节）

（责编：郑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