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1934—2026年），哲学家、教育家，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佛教哲学、东方哲学和宗教学等方面的教研工作，执教时间长达66年。楼宇烈是中国传统文化真诚、坚定的守护者和实践者。总结他的治学之道不只是追忆一位学者，更是为当代中国学人留存一份关于“如何做学问、如何做人”的精神遗产。

　　文化主体意识是治学的出发点。楼宇烈治学方法论的逻辑前提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主体意识的自觉。他写了《不能丢失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一文，其中的观点广泛传播，他强调在学习借鉴外来文化的同时，千万不可丢失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主体意识。

　　楼宇烈的这一观点植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和文化心态的变迁。“洋务运动”秉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实现富国强兵，甲午战争的失败说明了这条路走不通。之后，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儒家思想受到猛烈冲击。在向外学习的这一过程中，我们慢慢迷失了本土文化的主体意识。

　　楼宇烈认为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解读中国哲学，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哲学自身的特性。在他看来，近代以来中国学人最大的误区，就是用西方的概念框架剪裁中国自身的思想传统，即把“哲学”仅仅理解为西方形而上学式的论证，把“宗教”仅仅理解为西方式的有神论体系，于是就得出中国哲学算不上哲学、中国文化缺少信仰的错误观点。这种自我矮化，在他看来是“出主而入奴”，是学术上的丧失根本。因此，楼宇烈主张一切文化交流都必须以本土文化为主体，真正的交流是为了丰富和发展自我，而不是以他者取代自我。他既反对全盘否定传统、盲目崇拜西方，也反对狭隘自大、排斥域外文明。真正的文化自信，是看清自己文化的长处，也能客观看见别人的优点。这一立场贯穿其学术生涯。1986年，在“西化即现代化”仍是主潮的年代，他在北大哲学系重建东方哲学教研室，为中国哲学的文化自觉与话语建构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楼宇烈认为，东西方文明体系底层逻辑本来就不一样，西方重视造物主、彼岸世界，而中国立足现实人生和修身立德；西方画追求写实复刻，而中国画重视意韵生动。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而不是人云亦云。楼宇烈将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概括为整体关联、自然合理和动态平衡三大特点。他经常说，要辩证看待事物，要“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懂得事物的相互依存、动态转化。

　　在今天的“地球村时代”，文化主体意识很容易被淡化。楼宇烈明确指出要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倡导文化的多样性：首先是民族的，然后才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对外开放和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是守住自身主体。“文化自信”需要筑牢本土文化的根基。

　　深耕文献，打通学科壁垒。楼宇烈的治学之法植根于对古籍文献数十年如一日的深耕和打通学科壁垒。他强调要理解中国文化的思想基础与发展脉络，必须回到“根源性的思想典籍”。他把传统文化的入门书目概括为“三玄、四书、五经”，重视《金刚经》《维摩诘经》《法华经》《华严经》等佛教经典；主张从这些经典入手，由源及流，而不是在二手转述和时髦理论上打转。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我跟着楼宇烈老师读书，所读的第一部佛教经典是《异部宗轮论》，就是讲早期佛教分派的著作。他还长期担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主持编纂《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系统整理汉传佛教历代思想文献，20世纪90年代从事中国佛教研究的学者几乎都用过这套资料，成为案头检索的必备书目。最能体现楼宇烈文献功力的是《王弼集校释》，该书初稿完成于1964年，历经20年孕育，1980年出版后被公认为王弼研究最权威的文本和魏晋玄学研究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

　　楼宇烈反复强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务必有综合的整体研究，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整体性地体会其深层的、内在的共同特性，也就是要“融会贯通，整体把握”。他自己的学术路径正是这种“通”的实践，他的研究始于魏晋玄学，走向儒、释、道，走向东方哲学，再走向中国艺术和传统医学。楼宇烈讲哲学不局限于单一学科框架，而是贯通了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神学等诸多领域，他始终坚持文化本就是一个整体，文科和理科并不是天然割裂的。这种整体观也体现在他对读书的理解上。他常讲读书要活读书、读活书，反对把读书人变成刻板教条的书呆子。

　　楼宇烈的研究以“说理通透”为重要特征。他的“通透”是受了冯友兰的影响。冯友兰倡导做学问“既要深入，又要浅出”。深入，是让业内学者读来有新意，见他人未见之地；浅出，是让普通百姓、外行之人也能听懂学问里的道理。楼宇烈一生恪守此训。他反对学界两种弊病：一类学者故作高深，堆砌晦涩概念，把哲学变成脱离生活的空中楼阁；另一类浅尝辄止，流于俗套，毫无学术内核支撑。这种“通透”也体现在他对写作的要求上。他告诫学生文章“不要超过五千字”，随后补一句“《老子》才不过五千言”；他强调每篇文章都要有感而发，为文务求有不同于前人的学术心得，不求量多。

　　治学讲求人文精神。楼宇烈治学之旨是他对中华文化根本精神的判断，即“以人为本”。他认为人文精神是中华文化与西方相比最重要的特征。在他看来，中华文化历来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他认为“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自西周以来就在中国确立起来，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他研究佛教，也不把佛教仅仅视为宗教信仰，而是挖掘其中的人文精神，把论文集命名为《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他厘清佛教文化研究与宗教信仰的边界，正本清源，破除迷信流弊，为学界与教界搭建良性沟通的桥梁。“人文立本”不仅是一种学术判断，更是他身体力行的准则。他晚年提炼并践行十六个字，即“敬天法祖、守礼尽伦、知足惜福、感恩图报”；谈到重建文化主体性的方法，他归结为“诚敬”二字，所谓诚是诚实诚信，不自欺人；敬是敬畏，敬畏天地、敬畏祖先、尊敬他人。他认为当下社会诸多问题的根源正在于“诚敬”的缺失。

　　楼宇烈常说人生的意义在于精神愉快。怎么才能精神愉快呢？他提出“三理说”，即生理、心理、哲理养生。他尤其提出哲理养生的重要性，指出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只要精神愉快就是美好的人生。他还谈到人生“三乐”，即助人为乐、知足常乐、自得其乐。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豁达的人生态度。楼宇烈还经常讲王夫之的“六然四看”，即“自处超然”“处人蔼然”“无事澄然”“处事断然”“得意淡然”“失意泰然”；“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怀”“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在他看来，儒释道给现代人的启示是儒家教人“拿得起”，担当责任；道家教人“看得开”，知足不攀比；佛家教人“放得下”，不内耗、不执念。这些中华文化里蕴含的人文精神不是书本上的古董，而是治愈现实焦虑的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