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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世界看到在苦难中新生的中国
——读弗雷达·阿特丽《扬子前线》
来源:学习时报     刘本森     2026-11-20 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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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子前线》是英国作家弗雷达·阿特丽于1939年出版的纪实作品。阿特丽出身于英国费边社知识分子家庭。1938年7月,她辗转三个月抵达中国,先后到访香港、广州、武汉、长沙、南昌等地,两次奔赴扬子前线采访,以“外行的战地通信员”的笔触记录下了战时中国真实的情况。1940年,该书被译为中文,由彗星书社印行。1988年,该书收入新华出版社《外国人看中国抗战》丛书。全书8章、19万字,既是一部战地行记,又是一份观察战时中国社会变革的珍贵记录。这部书在出版当年即成为英语世界的畅销书,对西方理解中国抗战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的新的素质已经逐渐显露”。阿特丽来到中国时,日军的铁蹄踏遍大半个中国,狂轰滥炸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苦难。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她仍敏锐地捕捉到,在战争的熔炉里,“中国的新的素质已经逐渐显露”。

  这种新的素质,体现在面对困难的态度上。这在广九铁路的抢修中看得分明:日本人在广九铁路平均“每公里投弹十枚”,但中国的工程队布满沿线,随时维修,“广九车从没有停驶过几小时以上”,她感慨于这一“真正奇迹”对于保障战略物资运输的重要性。这种新的素质,体现在中国军人的坚毅和勇于牺牲上。阿特丽写道,她在广州“目睹着更多的动人的中国青年男女,中层及下层的中产阶级的儿女们,他们把个人生命献给了祖国……这些男女,像救护队的学生,医师,和身穿青灰军服的兵士一样,正是中国的精髓”。她由衷赞叹“中国士兵的坚毅,实在是一个神秘的奇迹”。

  这种新的素质,更体现在中国民众的团结一心上。阿特丽指出,中国人“深知道只有武力抵抗日本和全国团结,才能使他们不至于为日本人所摧毁。中国民众在日军魔掌下横遭了伤亡和奸掠,现在是连最贫困的以及最受榨取的人民也已经奋然地起来抵抗侵略者了”。她“看出了人民的英勇和坚决”,认识到中国人的“尊严和勇气却是人类遇到可怕的惨祸时所表现的最刚毅的尊严和勇气”。阿特丽从这些普通百姓身上,看到了这个古老民族不可征服的力量之源。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阿特丽是一位具有左翼背景、后来因丈夫被斯大林政权处决而转为反共分子的英国知识分子。她在中国期间并没有到过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访问。但是她在武汉到访过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并由此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政策。她盛赞周恩来“是我在中国所见过的最客观最正直的人物”。这句话出自一位立场复杂的外国人之口,更显其分量——它展现了在1938年的那个时刻,周恩来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风范和气度。

  阿特丽在书中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进行了客观描述,颇具说服力。提到征兵的时候,她说:“别省都实行征兵,而八路军却全靠自动投效。”提到伤兵救护的时候,她指出:“在西北的八路军,把日本人弄到日暮途穷,苦战了这么长久……这‘旧军队’的队伍救护伤兵是其他军队的模范,他们把伤兵抬开战场,放在担架上,通过路途艰难的乡村,一抬就抬了好几里路。农民自动起来帮助军队抬伤兵,让伤兵住到他们的家里,给他们东西吃。”

  尽管阿特丽没有到访过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但是她如实记录下她所熟悉的外国记者的观感。她在书中提到布朗博士“愤恨布尔什维克及其‘反神’的宣传,但是说到中国共产党他就加以称赞和爱护了……据他说西北的行政是‘一种在中国可能实行的最好的事情和值得颂扬的合作运动’”。她提到美国海军武官卡尔逊上尉“亲身证明在河北、山西、山东和河南日军不过占据着主要交通线和几个大城市,其余各地全是在游击队的控制之下”,“游击队毫无疑问地得到了民家的拥护”,他“称赞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最进步的民主势力”。阿特丽指出,“卡尔逊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并不是一个革命家,然而他在西北所看见的,和与他相处几个月的八路军的精神使他相信他们是在建立一个新世界,只有他们才能挽救中国脱离日本的羁绊,才能够治疗中国的社会疾病”。

  “中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对中日战争的前途和中国胜利之路的分析,是《扬子前线》最具洞察力的部分。阿特丽指出,日本不可能真正征服中国。她从未认为中国能轻松抵挡日本的进攻,但她坚信,只要中国能保持国内的团结,就能够经受住战争的考验。

  “动员民众”是中国抗战胜利的一个必须的阶段。阿特丽认为,自从1938年武汉广州失陷,“中国的抗战逼近了一个新阶段,在这新阶段内,迟早不是动摇求和,就是全国物质精神总动员”,“每当日军占领一个区域之后,共产党人和左翼青年团体就首先去做动员民众的危险工作”。她强调,“中国已经表现出最英勇的斗争;她的民众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勇敢、坚忍和耐劳”。

  中国要赢得抗战胜利需要正视并着力于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阿特丽的写作态度是坦率而不阿谀的,她在书中尖锐地指出,“不论我怎样渴望着她的战胜,我还能够看见她的缺点”。她同时坚信:“中国将要战胜,无论日本军备怎样优越,只要那些古老的积弊、那些世代相传的社会的和财政的暴虐,以及那些陈腐的思想方法和行政方法让路给少年中国的种种改革。”她也指出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为解决问题而作出的努力和尝试。

  在书的最后部分,阿特丽写下了一段近乎预言式的判断:“欧洲列强的对华政策的可能的变化是很多样的,不能捉摸的,大体上将要决定于欧洲列强的合纵连横。中国早已认识了思想、主义和条约都与欧洲列强对华的待遇无关。不管将来的敌友如何,主要的是中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民众的决心,争取他们的解放。”这段话写在1939年——彼时欧洲战云密布,阿特丽能在此刻断言“中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展现了她对中国现实情况的了解和对国际局势的远见。

  80多年后的今天重读《扬子前线》,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阿特丽笔下那个烽火中国的体温。她在序言中指出,“凡是看见过战争中的中国的人,谁都不能怀疑中国复兴的确实性”。这位自嘲为“外行的战地通信员”,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书写,让世界看见了一个正在苦难中分娩新生的中国,也让今天的读者得以跨越时空,听到一个在中国最艰难岁月里未被淹没的声音:苦难孕育希望,复兴势不可挡。

(责编:郑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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