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健全风险防控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立足这一时代背景与政策导向，唯有持续优化风险防控体系，补齐治理短板、强化协同效能，才能为社会治理筑牢安全屏障，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和谐稳定。

　　近年来，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深入实践，我国围绕风险防控体系优化作出一系列积极努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为筑牢风险防控根基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一，法治供给实现了从“事后惩戒”向“事前预防”的端口前移。近年来，风险监测预警机制被制度化嵌入国家安全与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确立了全域统筹的监测预警制度框架；《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法律填补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监管真空；《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与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则通过法定化的“双重预防机制”和“预防与应急准备”专章，强制推动治理关口前移。这一系列立法实践，不仅构建了严密的规范体系，更在深层次上重塑了风险治理的逻辑起点。它促使治理主体从“被动救火”的经验依赖转向“主动设防”的制度自觉。法律的刚性约束将模糊的风险研判转化为清晰的法定程序，为跨部门协作提供了通用的“制度接口”，以制度的确定性有效对冲了风险的不确定性。其二，技术赋能推动了从“平面巡防”向“立体感知”的维度跃升。数字技术正在重塑公共安全治理的感知逻辑，通过智能视频、低空警务无人机与地面智能终端的有机结合，构建起“空天地网”一体化的立体感知网络，将风险监测触角延伸至城市治理的神经末梢。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通过对人、地、事、物、网等治安要素的全量汇聚与关联分析，实现了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同构映射与实时交互，建立起全息感知的风险防控模型。这种基于多模态数据深度挖掘的“智慧治理”新生态，真正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由“被动处置”向“主动预测”的根本性转变，显著提升了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效能。其三，社会协同促进了从“单向管控”向“多元共治”的格局重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核心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在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的前提下，各地通过创新实践，有效激发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生动力。依托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将综治、民政等各类力量整合成“一张网”，使基层网格员真正成为风险感知的“神经末梢”。各地主动适应社会结构变迁，吸纳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群体融入群防群治体系，利用其职业优势构建流动的风险监测网。数字化“义警”队伍的蓬勃发展，一条“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防线日益筑牢，实现了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的良性互动。

　　尽管我国在风险防控体系优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照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当前仍存在三个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制约了社会治理的风险防控根基巩固。一是传统的条块分工与风险跨域流动特性存在适配差异。风险具有跨行业、跨区域扩散特征，而传统治理体制以职能分工明确的科层结构为基础，相关部门间权责边界仍存在一定交叉重叠，利益诉求各有侧重，面对复合型风险，信息流转、传递效率及跨部门协同联动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相关协调调度机制需持续完善，信息整合与工作衔接的精准度仍有优化空间，需着力强化统筹协同，稳步提升风险应对整体质效。二是数据资源的形式整合与智能研判存在落差。数字化转型推动了平台建设与数据积累，但数据价值释放依赖统一标准与高质量建模，当前各类监测平台虽初步建成，“有数据无预警”现象仍然存在。一方面，数据口径不一、接口不兼容，形成“数据孤岛”，难以构建全景式风险视图；另一方面，智能研判能力滞后于治理需求，对多源异构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关联推断不足，导致监测预警智能化水平不高。三是基层治理的权责适配与执行效能仍需优化。基层是风险防范的前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格局下，属地管理事务下沉较多，但对应执法权限、专业资源和编制力量保障未同步跟进，基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专业能力薄弱，加之风险形式更趋复杂隐蔽，权责失衡带来的工作压力影响了前端预警和工作效能。

　　面对风险形势的复杂化与治理需求的升级，需坚持系统观念与底线思维，全面提升风险防控的整体效能，破解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推动风险防控体系持续完善，切实筑牢社会治理的风险防控根基。

　　强化政治引领，构建权威高效的统筹研判机制。把党的领导作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根本保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优势。强化顶层设计，建立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常态化跨部门风险研判联席会议制度，打破部门利益壁垒，统筹政法、信访、应急、金融等各领域资源，实现信息互通。在此基础上，厘清各级各部门的权责清单，明确监测、研判、预警、决策、处置、评估各环节工作要求，确保预警信号能够即时触发，险情能够迅速响应、有效处置，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治理合力，推动体制整合落地见效。

　　强化数智驱动，夯实风险防控技术支撑。技术不仅是工具，更是治理能力的倍增器。要突破传统手段局限，构建全息关联的“风险图谱”，依托知识图谱技术挖掘人、事、地、物等要素的隐性关联，通过穿透式分析，还原风险传导路径与关键节点。同时，依托AI算法建立针对重点领域的态势感知与预测模型，敏锐捕捉风险诱因的“微弱信号”，计算风险爆发的临界点，变被动“灭火”为主动“防火”。此外，坚持“人机协同”原则，建立“智能算法初筛、专业力量复核、行政指令处置”的复合机制，助力实现技术跃升，充分释放数智技术对风险防控的赋能作用。

　　坚持重心下移，打造敏捷强韧的基层治理终端。风险治理的实际效果，离不开末端响应能力的持续保障。首先，可通过制度优化推进“减负赋能”，逐步改善权责匹配情况，合理划分基层权责边界，减少不必要的事务下沉，同时加大对基层的资源保障力度，充实基层防控力量，完善执法权限下沉配套措施，让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提升末端响应能力。其次，在组织化、规范化建设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群防群治机制，将新就业群体、行业主体及社区志愿力量纳入常态化协作网络，不断完善人人参与的风险感知体系，提升感知覆盖范围与应对韧性。最后，注重强化源头治理，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关注并介入，通过调解、服务与疏导等方式，减少风险升级可能性，助力实现“矛盾就地化解、区域平安稳定”的治理目标，筑牢基层治理终端防线。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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