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深化科技评价体系改革，加强科技伦理治理”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技术发展划定了价值航向；《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明确将“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作为核心原则。如今，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字科技，正成为科技创新的前沿引擎，重塑着生产、生活与社会运行模式。在这一进程中，“智能向善”不再是抽象的道德倡导，而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则——它不仅关乎技术创新的方向，更决定着数字文明能否真正惠及全人类。

　　当前，数字经济在人工智能技术的驱动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释放红利：智能推荐算法让资源匹配更高效，人工智能医疗诊断为偏远地区带来优质医疗资源，工业互联网中的智能调度系统大幅提升生产效率。然而，技术的“双刃剑”效应也随之凸显，诸多风险实际上是智能技术偏离“向善”轨道的结果。智能算法的偏见与滥用引发社会问题、智能技术的恶意应用威胁安全，更有甚者，智能技术用于军事领域，让智能技术沦为威胁人类和平的工具，等等。

　　智能技术的终极使命，从来不是替代人类，而是以技术之力拓展人类福祉的边界——这正是“智能向善”的核心内涵。当DeepSeek等人工智能模型通过优化算法，降低知识获取门槛，让偏远地区的学生也能接触到优质教育资源时；当智能救灾系统通过分析实时数据，精准预测自然灾害路径，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时；当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帮助基层医生提高诊疗准确率，缓解“看病难”问题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的突破，更是“智能向善”赋予数字经济的温度。从哲学层面看，“智能向善”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理念，人类不是要征服技术，而是要与智能系统构建“人类定义价值，机器赋能效率”的共生关系。“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智能技术是人类“善假于物”的工具，而非凌驾于人类之上的异己力量。

　　推动数字经济行稳致远，关键在于将“智能向善”从理念转化为可落地的实践路径，构建起“抑恶扬善”的全链条保障体系。

　　一方面，以教育筑牢“智能向善”的思想根基，加强面向智能技术开发者的伦理教育，引导开发者在研发之初就树立“技术服务人类福祉”的目标。面向公众开展智能技术科普，普及人工智能的工作原理、潜在风险与伦理边界，提升公众对智能技术的辨别能力。另一方面，以监管构筑“智能向善”的制度屏障。政府层面，需加快完善智能技术监管体系，针对人工智能大模型、算法应用、数据安全等关键领域，制定明确的伦理标准与合规要求。企业层面，应主动履行“智能向善”的社会责任，将伦理要求嵌入技术研发全流程，通过设立专门的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委员会，对产品设计、数据使用、算法迭代进行监督；从技术底层强化安全能力，为人工智能系统设置“伦理禁区”，禁止开发用于恶意攻击、歧视性筛选的功能。社会层面，媒体、公益组织应发挥监督作用，通过曝光算法歧视、人工智能诈骗等案例，倒逼企业规范技术应用，同时推动形成“尊重伦理、崇尚向善”社会氛围。

　　最后，要以技术创新为“智能向善”装上“安全锁”。“智能向善”并非要限制技术发展，而是要以技术制衡技术，让智能系统从底层就具备“向善”的基因。对涉及生命安全、公共利益的关键指令，建立多层级人工复核机制，确保每一步决策都符合人类伦理底线与公共利益诉求。在保障人工智能训练数据需求的同时，杜绝用户隐私泄露，让智能技术在安全可控的框架内发挥价值。

　　“天地之大德曰生。”发展数字经济、创新智能技术，本质上是为了让人类生活更美好，让社会发展更可持续。若脱离“向善”的初心，技术再先进也终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在数字时代，唯有坚守“智能向善”，将人文精神注入算法基因，让智能技术成为“善的放大器”，才能实现技术福祉与人类尊严的和谐统一，这既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人工智能技术行稳致远的必由之路。

（责编：郑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