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宇树科技发布人形机器人H2，并为其装上仿生人脸的那一刻，关于“恐惑谷”（亦称“恐怖谷”）的讨论再次被点燃。有人盛赞其为“世界上最像人的仿生机器人”，也有人直言其容易触发恐惑谷效应。随着机器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社会，在养老、表演等多个领域发挥作用，它们在外观、动作、语言乃至“思维”上正不断接近人类。我们既为其精巧设计惊叹，又难免因那份“似人非人”的违和感而生出莫名不安。这种复杂感受，正是“恐惑谷”假说所揭示的核心现象。随着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日常生活，这道横亘在人机之间的“山谷”，也从学术概念变成了亟待回应的社会议题。

　　何为“恐惑谷”效应？

　　“恐惑谷”概念由日本机器人学家森政弘（1927年——2025年）于1970年提出。该假说指出，当高仿真机器人在细节上暴露出破绽时，可能导致人们的情感骤然反转，从对人形机器人的亲近坠入排斥与恐惧的深渊。

　　森政弘不仅提出了理论，还通过一幅曲线图使其直观呈现。图中横坐标代表机器人与人的相似程度，纵坐标则反映人对机器人的亲和程度。下方曲线表征人们对静态机器人的好感度变化，上方曲线则对应动态机器人。两条曲线均呈现出一个明显下凹的区间，状如山谷，故得名“恐惑谷”。

　　从这幅曲线图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四条关键规律：第一，在相似程度达到中等偏上水平前，无论静态还是动态机器人，人们的好感度都随相似性提高而上升；第二，当相似性向更高程度增强过程中，到达某个阈值时好感度会出现断崖式下跌；第三，若相似性继续提升至接近100%，好感度会重新回升至峰值；第四，动态机器人引起的好感变化比静态更为剧烈。这些规律是否真实存在？在20世纪70年代，现实中尚无人形机器人能充分验证此假说，森政弘只能借助高仿真义肢等例子引导人们想象这种感受。尽管缺乏严密的科学论证，但他的理论凭借直觉上的说服力引起了广泛共鸣。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机器人技术取得实质性突破，“恐惑谷”理论重新成为热点。这不仅是技术进步的必然，更源于机器人研发背后的深层逻辑：其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完美复制甚至超越人类，而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似乎让这个目标不断被接近。于是，“恐惑谷”从工程问题升级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跨学科学术问题，心理学、社会学、脑科学等诸多领域纷纷尝试解密其成因。

　　虽然该理论曾遭受质疑，甚至有学者称其为伪科学，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不断证实了恐惑谷效应存在的极大可能性。特别是今天，机器人正从实验室走向千家万户，“恐惑谷”也从学术概念转变为社会议题——它是否会成为影响人类接纳机器人的最后门槛？我们又能否期待科学技术的进步带领机器人跨越这道障碍？也许，当下正是重新定义人机关系、审视人类与科技深层张力的良好契机。

　　尽管研究不断深入，学界至今仍未就恐惑谷效应的本质达成共识。这种恐惧究竟是源于人类本能的自保机制，还是因人机分类困难触发的身份危机？抑或认知对象违背期待所引发的情感失衡？这种不确定性使得“恐惑谷”保持着假设的开放性，也成为机器人领域无法回避的核心课题。

　　森政弘绘制的曲线坐标图历经数次论证、补充或修正，却始终未被推翻。横亘在人机之间的“恐惑谷”提醒我们，技术发展与社会接受之间并非永远呈正相关关系，徘徊在人机边界的机器人，可能会在某个临界点让人们遭遇断崖式的心理波动。而这种焦虑，是当“人”与“非人”的界限被技术模糊之时，人类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新型自我认知危机。

　　技术乐观主义背后的隐忧

　　森政弘的假设强调的是机器人外观上的“瑕疵”，因此，“恐惑谷”长期以来被视为一项技术难题。森政弘本人主张以适度类人的设计规避风险，这也成为目前生产实践中的主流选择。但更多人秉持技术乐观主义，认为网红机器人“索菲亚”因过度追求拟人化而引发违和感的失败不过是短期阵痛，常见的“大白”造型也仅仅是权宜之计。从自动化机械到智能机器，从高度仿人最终走向完全类人，这种路径在暗示，如果机器人向着人类的方向保持前行，跨越“恐惑谷”似乎只是时间问题。这种乐观背后，潜藏着不容忽视的危险幻觉。“恐惑谷”并非阻碍技术发展的“小插曲”，它暴露出的与其说是机器的缺陷，不如说是人类在技术浪潮中被动应对的局促。

　　当我们追问机器人缘何以仿人为目标时，常见的解释往往是：人形设计更易融入以人为核心构建的社会空间。从基础功能适配的角度来看，这一说法确实具备一定合理性，但那些力求“以假乱真”的外在形态，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仍需更充分地论证。这场对“类人”属性的追逐背后，或许暗含着多重潜在动因，如科幻想象的启发、企业营销策略的推动，抑或研发者对挑战技术边界的执着，但往往忽视了社会伦理与公众接受度的适配问题。

　　值得警惕的是，机器人乃人类镜像，能折射出人类自身的脆弱。当理性与情感不再是人类独有的特质时，“人之为人”的主体性或许会因此面临一定的挑战。倘若在相关制度与伦理框架尚未完善的情况下，任由技术自行推进，公众心中的不安情绪恐怕会逐渐积累，甚至可能演变为社会信任的裂痕。真正的危险，不在谷底，而在于当我们误以为已经走出谷底时，却忽视了根基未稳的隐患。

　　走出“恐惑谷”

　　随着机器人加速渗透日常生活，“恐惑谷”已成为一种公共经验，触及人机共处的社会议题。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人机关系的定位、技术发展与社会需求的辩证关系，以及需要坚守的伦理底线。这些反思提示我们，除攀登谷峰或退守谷口之外，还可以探索第三条路径——将机器人的定位从“人类替身”转向功能明确、身份清晰的“他者伙伴”，在文化与制度的支撑下，于人类社会中找到恰当的位置，从而真正走出“恐惑谷”。

　　事实上，人类可以与非人类建立情感纽带。宠物、虚拟偶像、人工智能语音助手，早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伴侣。日本犬型机器宠物AIBO 外形并不逼真，却能让用户产生深厚情感投入，甚至有人为其举办葬礼。这说明，人类对机器的信任与接纳，并不完全取决于外观拟真度，合理的角色定位与稳固的“社会契约”才是更稳妥的基础。

　　世界各国的机器人发展策略，折射出不同的文化心理与价值取向。日本作为“人机共生社会”的试验场，始终在拟人化与社会接受度之间寻找平衡，却发现情感认同终有限度；美国以市场逻辑和娱乐包装规避风险，但商业成功难以替代伦理共识的建立。立足我国加快发展人形机器人的战略部署，走出“恐惑谷”需要科技发展与制度建设协同推进。在研发层面，回归“功能优先”，以可解释、可控、可评价为导向，制定拟人化程度与适用场景分级标准；在应用层面，聚焦养老、教育、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推动场景牵引与伦理护栏并行，让技术适配需求而非倒逼需求；在公共治理层面，完善法规体系，明确责任主体，营造稳健而透明的制度环境，让人机共处有章可循。

　　走出“恐惑谷”，并非仅是技术能力的胜利，更应成为技术自省的开始。人形机器人表面上是一场科技竞速，实则考验的是社会理性与治理能力，彰显着一个国家科技文明的成熟度与品格。机器人真正的意义不在于验证“未来是否到来”，而是作为衡量“社会是否准备好”的标尺。当我们有勇气直面这份考题时，以理性构建制度、以伦理划定边界、以包容接纳“他者”，也许正是走出“恐惑谷”的起点。

（责编：郑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