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资源日益紧张的当下，深海成为各国竞相角逐的战略“新疆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打造深海研发基地，加快发展深海科技事业。2025年，“深海科技”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也明确提出，要加强“深海、极地、低空等新兴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深海科技创新是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和安全的重要保障，更是将技术突破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海洋新质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抓手。我国深海科技创新虽在“深潜、深钻、深网”等领域实现一些突破，但仍面临基础设施薄弱、核心技术“卡脖子”等挑战。以系统思维统筹深海科技创新，是破解发展瓶颈、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

　　我国深海科技创新发展面临挑战

　　当前，我国深海科技创新发展仍面临多重瓶颈制约，核心症结在于科技创新能力与海洋治理现代化需求、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深海基础设施不完善，基础数据量少质弱。高精度深海探测设备覆盖率低，多数依赖零星科考数据；海底光纤网络仅覆盖近岸关键区域，深海信号传输稳定性不高；深海资源开采平台、运维保障设施数量有限，深远海地质、水文、生物、环境等综合基础数据的样本量小、覆盖不全面、精细度低、共享机制不完善，难以支撑深海科研需要。

　　“卡脖子”技术攻坚难，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国产深海设备核心部件、深海能源供应技术等关键领域面临“卡脖子”风险。各级涉海项目资金分散、共性设施装备共享不足，难以形成攻坚合力。深海中试平台严重短缺且成本高昂，巨灾等保险产品缺位，缺少专业中介服务团队和完善金融体系支持。人才储备不足、职业教育缺位，复合型高端创新人才和技能应用型基础人才“两头”稀缺。“创新——产业——资金——人才”四链脱节，创新成果难以快速转化。

　　深海科技产业尚未成型起势，国际博弈形势严峻。有别于较为成熟的传统海洋产业，深海科技产业属于新兴产业，迫切需要通过科技创新解决技术门槛高、资金投入大、产业项目业态单一、产业融合程度不够、产业链培育不足、海洋空间立体化规划布局不完善、陆海统筹水平较低和协同不足等瓶颈问题。深海科技涉及国家安全，国际治理规制和实践存在空白区，各国深海话语权争夺战愈演愈烈，通用政策和标准难以统一，创新发展困难重重。

　　多路径推动我国深海科技创新发展

　　立足我国深海资源禀赋与科技发展实际以及上述存在的问题，需构建“基础支撑——核心突破——产业转化——开放赋能”的多元路径体系，打破传统海洋经济增长瓶颈，推动深海科技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跨越。

　　完善基础设施体系，提升深海“进入——探测——开发”能力。一是以“安全、高效、低成本”为目标，提升深海进入能力。比如，南海是开展深海研发和试验的最佳天然场所，可将我国三亚南山港打造为可供“梦想”号、“大洋”号、“雪龙”号等深海大洋科考船停靠的国际一流公共科考试验母港；高品质建设深圳深海科考中心；提升广州南沙港规模和服务能力。围绕“海底骨干通信+水下中继通信”架构，建设覆盖“岸基——近海——深远海”的通信网络。网格化建设全海深载人、无人装备试验运维基地和新能源特种作业平台。二是以“精准、全面、实时智能分析”为目标，提升深海探测能力。开展深海科考专项行动，摸清油气、矿产、生物等深海资源家底。建设由“海底观测站+水下观测设备+卫星+无人机+中继浮标”构建的“空——天——海——底”深海立体观测网络。创建国家级深海数据中心，建设“智慧海洋一张图”数据底座，明确数据分级分类与共享机制。三是按照“物联海洋、孪生海洋、智能海洋、深海智造”四步走，提升深海开发能力。建设数字仿真“孪生海洋”，把复杂海洋环境纳入可计算可验证的数字空间。面向海洋油气、海上风电、海洋牧场、海事监管与执法等不同应用场景生成“智能海洋”定制化决策。推进关键小件本地化生产，建设深海装备制造总装测试基地，完善物流仓储等配套服务，逐渐提升“深海智造”能力。四是以“绿色、低碳、环境友好”为目标，提升深海生态保护能力。部署海洋污染物监测处理设施，建设深海珊瑚礁修复、海底植被恢复等试验平台，实现开发保护协同发展。

　　统筹科技力量，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的原创性突破和成果转化。一是搭建高能级深海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深海采矿、海底科学观测网等大科学装置，实施“多气合采、多能利用”、常规油气与非常规油气开采耦合等深海能源大工程项目，推动汉江、崂山等国家级实验室布局南海并实体化运营，谋划国家级创新中心。依托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深海），加快建设覆盖“技术验证——原理样机试制——工程样机开发”全流程的中试平台体系。二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鼓励成立“院所+研发团队+运营”股份制公司、探索“作价入股+分红权”与知识产权信托转化机制，推动“国家队”与“地方队”、研发机构与龙头企业、技术与市场深度融合。完善深海科技成果公开、评估、交易机制，建设“线上创服+线下转化”的技术交易枢纽。三是提升金融服务支撑能力。设立深海科技产业基金，实施“投早投小投硬+投成熟+赛马跟投”，配套设备融资租赁、海试保险与履约保证等金融工具。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提供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鼓励银行提供知识产权质押，鼓励风投、私募等社会资本参与，开发专项保险产品，多方发力共同解决资金不足问题。四是加大空间治理和招才引才力度。探索海洋空间资源立体规划，实行立体分层确权与差异化准入。优化高校学科设置，开展职业教育，联合培养海试工程、海事运维、智能制造等紧缺技能人才，构建“战略科学家——工程师——蓝领”人才队伍。

　　健全深海科技产业体系，推动海洋新质生产力跨越式发展。一是面向深海进入场景，重点发展深海装备智能制造和深海信息技术产业。扎实谋划实施“深海智造2035”战略，推动水下潜器、传感器、无人船艇、水下机器人等设备研发制造，培育一批深海智造龙头企业。大力发展深海信息技术产业，统一数据标准，构建数据管理及服务平台和大模型，研发多元化深海数据产品。二是面向深海探测场景，加快发展海底测绘勘探、灾害预警、生态环境监测等产业。提供风暴潮、海啸、赤潮等海洋灾害专项预警服务。开展海底光缆、海上能源等基础设施布局选址评估等生产性服务业。推动重点海域环境管控、海洋生态修复等配套产业发展。三是面向深海开发场景，加快发展深海油气、生物制造、海洋旅游等产业。加快深海油气增储上产、做大海洋新能源产业、做精海洋生物制造产业、做优现代海洋服务业。推进形成海洋渔业、海洋旅游文化、海洋交通运输、海洋化工产业多元化和融合发展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提升深海科技创新主导性和影响力。一是做强高能级海洋科技合作平台，承接国际大科学计划。以“金砖国家深海资源国际研究中心”等机构为载体，积极承接或牵头创立国际大洋钻探计划、海洋负排放等国际大科学计划，循序渐进谋划由深度参与发起我国主导的国际大科学计划。二是建设深海科技产业国际合作园区和产业基地。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主导推进深海科技国际标准编制。建设联合研发平台和技术转移中心，鼓励龙头企业到国外开展科技研发和产业化应用示范。

（责编：郑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