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重视基础研究，才能永远保持自主创新能力。”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十五五”时期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加快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准确把握基础研究的内涵演进与时代特征

　　科学是人类积累的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规律性认知的知识体系。直到17世纪，自然科学仍被认为是自然哲学。1883年8月，美国物理学家亨利·奥古斯特·罗兰发表《为纯科学呼吁》演讲，随后刊登于《科学》杂志，讨论了“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强调若只关注应用研究而忽视原理探索，科学进步将停滞不前。1916年，英国成立科学与工业研究部，明确提出“基础研究”这一概念，目的是促进工业研究。“基础研究”取代“纯科学”体现了政策范围的扩大。随着基础研究实践的深入，对其内涵的理解也逐步深化。

　　一是“线性模型”。1945年7月，美国总统科学顾问范内瓦·布什向杜鲁门总统提交《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提出基础科学发现能够催生应用科学发现，该模型被认为是“线性模型”。196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版《研究与发展调查的推荐标准与规范》，即《弗拉斯卡蒂手册》第一版，认为“基础研究是主要为获得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础知识而进行的实验或理论工作，没有任何特定的应用或用途”，这一定义反映了工业经济时代的基础研究认识。

　　二是“象限模型”。1997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斯托克斯在批判线性模型基础上，提出“追求基础认知”“应用目标驱动”二维分类标准：基础研究包括好奇心驱动的纯基础研究（玻尔象限）和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巴斯德象限）。值得一提的是，钱学森早在1947年提出工程科学，1957年提出技术科学，强调“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三个知识部门同时并进”，工程科学、技术科学属于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是连接“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桥梁，这一思想具有前瞻性。2015年，《弗拉斯卡蒂手册》第七版进一步把基础研究分为纯基础研究和定向基础研究，定向基础研究指具有明确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这为后续基础研究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三是“循环模型”。2017年，美国哈佛大学那拉亚那穆提教授等在《发明与发现：反思无尽的前沿》中提出发明—发现“循环模型”。2024年，进一步提出研究与开发循环、科学方法与工程方法循环、问题发现与答案发现循环，揭示了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复杂的非线性过程，反映了知识经济时代科技与经济、社会加速渗透融合，“科学与技术”汇聚融通、互促共进的知识生产与应用方式。

　　四是“生态模型”。大科学时代、智能化时代的基础研究，创新主体更广泛、合作网络更复杂、投入更多元、导向更多样，更加依赖平台、人才、资金、数据等各类生产要素形成的创新生态。“生态模型”是线性模型、象限模型、循环模型的融合，一方面寻求普遍知识，以认识论价值为标准；另一方面受需求牵引，以实践论价值为标准。其发展路径可以归纳为重大基础设施和平台驱动、学科驱动、人才驱动、数据驱动、任务带动、需求拉动以及前沿交叉融合推动等。

　　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一方面要遵循科学发现自身规律，以探索世界奥秘的好奇心来驱动，鼓励自由探索和充分的交流辩论；另一方面要通过重大科技问题带动，在重大应用研究中抽象出理论问题，进而探索科学规律，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互促进。202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四个面向’，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这阐明了基础研究的双驱动力：一方面由科学家的好奇心、想象力和热爱驱动，代表知识生产内驱力；另一方面由经济、社会、安全等需求驱动，代表知识应用外驱力。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共同构成我国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遵循。

　　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科研选题是基础研究的首要问题，要坚持“四个面向”，把握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突出前瞻性、战略性需求导向，把世界科技前沿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结合起来，统筹遵循科学发展规律提出的前沿问题和重大应用研究中抽象出的理论问题，凝练关键科学问题，有组织推进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基础研究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向“四极”深度拓展，不仅拓展了人类科学认知疆域，也为产业变革奠定了科学根基。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就是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与前沿方向，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强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和前瞻性布局，努力拓展人类科学认知边界，开辟新的前沿方向，为人类科技进步作出重要贡献。

　　面向经济主战场。基础前沿技术支撑引领新兴未来产业快速崛起，成为经济竞争的关键。面向经济主战场就是要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高质量科技供给的需求，强化基础研究应用导向和体系化布局，推动科产深度融合，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以基础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引领发展新域新质生产力，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大国博弈和科技竞争相互交织，战略科技成为国际竞争焦点。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就是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导向和战略性布局，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以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引领发展新域新质战斗力，增强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战略主动。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中国要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技。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就是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基础研究民生导向和公益性布局，解决生态环境安全、生物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生命健康安全、公共安全等民生科技难题，维护人民生命健康，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全面加强基础研究

　　“十四五”期间，党中央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优化系统布局、壮大人才队伍、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等重大战略部署和改革举措，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迈上新台阶。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2778亿元，占比达到7.08%，创历史新高。我国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和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五年世界第一，在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物质科学、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方向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正在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为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打下坚实基础。

　　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位居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当前，距离实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只剩9年时间。新征程上，必须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全面加强基础研究，为科技自立自强注入更多“源头活水”，确保“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部署取得决定性进展。

　　一是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统筹推进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围绕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极综合交叉的科学前沿，加强新兴领域、交叉融合和跨学科基础研究，拓展科学认知疆域。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相关领域，强化前沿科技攻关，提升科学策源力。加强基础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科学布局，从源头和底层推动实现原创突破，提升技术引领力。

　　二是加强能力建设和支持保障，显著提升基础研究水平。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科研机构、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统筹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强化科技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体系化布局重大任务、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加强基础学科，培育新兴学科，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健全分类评价体系，探索长周期资助模式，鼓励开展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部门、机构和地方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加强协同联动，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三是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打造一流科研和创新生态。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全方位做好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人才队伍。遵循基础研究人才成长规律，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产教融合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创新一线发现和培养高水平人才。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当主角。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加强科研诚信、科技伦理建设，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加强科学教育、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拓展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联合开展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

（责编：郑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