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顾伦 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请问，如何理解中华文明是开放的体系？

　　解读：邹广文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其开放包容的特性贯穿历史长河，并在当代持续焕发着新的生命力。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并非简单的对外“接纳”，而是一种以自身文化为根基，通过交流互鉴与不断融合，既体现为对外部文明的包容吸收，也表现为对自身文化的革新与输出，进而呈现为“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文明发展范式。

　　开放性是中华文明的生命基因 

　　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并非偶然形成，而是深深植根于其核心哲学思想之中。中华文明秉持“物一无文”“和实生物”的世界观，认为“同则不继”，差异性是文明发展的动力。而承认差异就是坚守“和而不同”，这是中华文明处理差异、协调关系的核心价值观。“同”代表着绝对的同一，排斥任何异质的文化因素；而“和”则强调不同文化成分、因素的和谐共存，这种“和而不同”观念在尊重人的丰富性的同时，也打开了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之路。例如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就明确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其核心逻辑是：“和”是和谐、统一，而“同”则是单一、同质化。强调“和”就意味着要“以他平他”，用不同事物相互调和。只有保留差异、兼容异质，才能形成真正的和谐与活力，只有“和而不同”方能化成天下。道家文化提倡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注重内在精神的和谐，也为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提供了文化支撑。同样，“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念超越了民族界限，倡导“协和万邦”。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到“兼济天下”的抱负，亦构成了中华文明开放性的精神内核。

　　由此可见，中华文明的开放性，本质上是其哲学思想的实践外化。这些哲学思想从宇宙观、价值观、方法论等层面，为中华文明接纳异质、融合多元、与时俱进提供了基础性的逻辑支撑，形成了“兼容并蓄而不封闭，交流互鉴而不排他”的文明特质。

　　中华文明的开放性有着丰富的社会生活呈现 

　　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体系，这种特性贯穿其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早在文明起源时代，中华大地上各区域文化就展现出开放性的交往与联系，如原始时代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广泛传播和相互吸纳。到了秦汉时期，中华文明的开放性进一步显现，以“夷夏互融”为核心，中原农耕文明与周边“夷狄”开展物质交流，如北方游牧民族的马匹、南方百越的青铜技艺传入中原，中原农耕技术也向外传播。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主动借鉴游牧民族文化，体现对异族文化的包容。由此，华夏“大一统”政治观念开始形成，同时向周边扩展郡县统治，将更多人群凝聚到华夏文化时空之中。西域地区成为中西文明交流的枢纽，大量动植物、工艺品以及音乐、舞蹈、杂技等艺术传入中原内地。特别是佛教首先进入西域地区，再进一步发展、传播到了中原内地。唐代僧人玄奘西行求法，往返17年，带回佛教经典600多部，并积极进行翻译传播，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体现了中华文明主动吸收外来文化的开放精神。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如禅宗、净土宗等。

　　至此，中华文明从胡汉共融到四海一家的开放与包容格局得以形成。盛唐时期的长安城汇聚波斯商人、日本遣唐使、印度僧侣，敦煌壁画融合中亚线条与中原意境，彰显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到了明清时期，郑和七下西洋等历史事件，都展现了中华文明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中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明代徐光启与西方学者利玛窦共同翻译《几何原本》，这是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象征之一。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进一步发展，西方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等大量传入中国，推动了中国在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变革与发展。洋务运动学西方技术，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探索制度变革，新文化运动引入西方思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这些开放性举措都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现代性重构。

　　开放的中国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当代中国的开放实践，突破了人类传统文明发展的单一范式，创造性地构建了兼具民族根基与世界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开放的中国所创造的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是中华文明开放性在当代的升华。它充分表明，文明的进步无需以牺牲文化多样性为代价，只有开放包容、互学互鉴才是文明永续发展的正道，只有这样，才能为人类应对全球性挑战、走向更美好的未来注入强大动力。尤其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与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下，中国的开放已从“引进来”为主转向“双向互鉴”新阶段。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我们继续以开放为纽带，在文明传承中创新、在国际互动中赋能、在实力提升中固本，构建出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发展格局。

　　以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来激活文明根脉，筑牢现代文明根基。当代中华文明形态的拓展，需先守住“根”与“魂”。在开放视野下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一方面，深挖儒家“民本”“和合”、道家“天人合一”等思想的当代价值，将其融入现代社会治理、生态建设等领域，让传统文化成为现代文明的精神内核；另一方面，借助现代科技与传播手段激活传统文化的表达，比如通过“数字敦煌”“故宫文创”让文物活起来，既保留民族特色，又赋予文明以现代活力，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传播中更加主动。

　　以“双向互鉴”丰富人类文明内涵，提升国际话语能力。开放的核心是“交流互鉴”。在与世界的互动中，我们既要主动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又要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在科技领域，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以科技交流丰富现代文明的物质维度；在文化领域，搭建文明对话平台，在吸收西方现代艺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推动传统文化走出去，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垄断，让世界理解中华现代文明多元包容的特质，为民族复兴营造良好国际文化环境。

　　通过“共商共建”融入全球治理，以文明影响力赋能民族文化复兴。民族复兴不仅要自身发展，更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通过开放实践将文明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经济领域，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开展国际合作，既带动沿线国家发展，又通过“中国标准”“中国方案”展现现代文明的实践价值；在全球议题上，主动承担大国责任，将“协和万邦”的文明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以文明的开放性与行动力提升国际话语权，让中华文明成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为民族复兴赢得更广阔的国际空间。

　　以自我革新精神夯实开放底气，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行稳致远。开放的深度取决于自身实力的厚度，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筑牢开放的根基：一方面，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让中国始终成为全球投资的沃土，以经济开放的韧性支撑文明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教育与人才的开放，培养兼具民族情怀与国际视野的人才，既吸引全球优秀人才来华发展，又推动中国人才走向世界，以人才流动激活文明的创新活力。唯有自身制度更完善、实力更强劲，才能在开放中始终掌握主动权，展示中华文明与民族复兴的风采。

　　总之，中华文明作为开放体系的历史实践和理论依据充分证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从古至今，中华文明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其他文明对话、交流、交融，并在兼收并蓄中彰显勃勃生机。这种开放体系不仅塑造了中华文明的辉煌过去，也将支撑中华文明在全球化时代与世界文明共同书写“人类文明新形态”。  

　　（责编：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