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发展经历了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的历史时期。据统计，我国常住城镇人口数已高达9.44亿人，城镇化率为67%，其中城区常住人口超500万的超大特大城市共计22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虹吸效应，驱动着人口、技术与关键基础设施等核心要素向城市高度聚集，使城市成为潜在的风险放大器。在这种高密度集聚的背景下，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以及其他全球性挑战，极易与城市内生风险交织叠加，引发链式反应，导致局部风险迅速放大并产生广泛的破坏性后果。

　　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这种高速推进虽然极大提升了城市规模和经济社会活力，但也容易导致结构型、复合型和压缩型的脆弱格局。这一历史进程所积累的风险与隐患，已深度嵌入庞大的城市建成环境之中。随着我国城镇化进入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前瞻性地提出，要“构建城市安全风险谱系”，以推动城市在高质量发展中行稳致远。

　　城市安全风险谱系并非是对风险要素的简单清单式罗列，而是旨在揭示风险要素之间存在的衍生关系、层级结构与演化逻辑。具体来说，就是立足于城市这一复杂巨系统，通过统一的语义体系与时空编码，将不同类型的风险及其强度、相互耦合关系和治理资源纳入统一框架，以一种多尺度、可视化的结构化形式进行表达。构建城市安全风险谱系主要包含基因库、关系库和资源库。其中，基因库涵盖具体的风险单元，如危化品储罐、内涝点、大客流枢纽等，并记录其风险强度及临界值；关系库反映风险要素之间的层级与演化联系，包括城市风险跨系统耦合链以及舆情放大链；资源库主要指可用于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的各类资产，如消防站、避难场所、医疗点、抢险队伍及政策工具等，并实时反映其可调度状态。

　　城市安全风险谱系首先体现为显著的层级性。不同类型的风险要素在谱系中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构成了一种纵向递进的分层结构：从微观层面的单点隐患、个体事件，到中观层面的区域性脆弱点与系统失灵，再到宏观层面的跨区域风险扩散与社会整体冲击，风险之间呈现派生关系。这种层级性不仅表现在空间范围的逐级放大，还体现在风险链条的因果衔接与责任归属的递进。例如，城市老旧社区可能存在大量老化电瓶等微观隐患，经热失控引燃非机动车棚，浓烟触发整栋大楼消防系统，进而可能引发宏观社会冲击。在谱系的逻辑下，风险的层级结构得以系统化梳理，使城市能够在整体视角下识别其安全短板与治理重点。

　　城市安全风险谱系还蕴含着鲜明的演化性。不同类型的风险在时间、空间和系统层面相互作用，可能形成链式传导、圈层叠加或跨区域激化，使原本局部的威胁迅速波及核心层、重点层、外围层乃至辐射层。从扩散方式与速度来看，风险可能表现为链接式、跳点式、蔓延式、爆炸式或临界值式等不同类型，其强度和速度受基础设施布局、社会资源分布以及治理能力等因素影响。某些风险可能因技术发展、治理措施而缓解，但同时又可能在新的场景中以更复杂的形态再度出现。这种演化性使得城市安全风险谱系不仅是对现有风险格局的静态描绘，更是对未来潜在风险态势的动态追踪。因而，城市安全风险谱系构建的价值不在于归纳分类，而在于揭示风险生成、转化与扩散的内在逻辑。

　　构建城市安全风险谱系，不仅是对风险认识方式的创新，更是服务于治理实践的科学工具。其价值主要是在纷繁复杂的城市风险情境中建立清晰的认识坐标，使城市风险管理从“头痛医头”的被动处置转向“未雨绸缪”的系统预防。保障城市安全运行、增强抵御冲击的韧性，是城市发展必须守住的底线。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西南交通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责编：郑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