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人口流动的规模与空间逐步拓展。为适应这一趋势，近年来，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在党建引领与实践创新的双轮驱动下持续深化，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治理能力显著提升。具体来说，共建共治共享的多元协同治理格局不断健全，属地化、网格化治理机制日益完善，“热线+网格”等模式推动问题响应端口前移、服务效能提升，实现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服务的转变。如北京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持续深化改革，实现从“接诉即办”到“未诉先办”、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服务的深刻转变，并依托重点新市镇创新央地联动基层治理模式精准承接适宜功能与人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的深入应用，进一步增强了对基层动态与群众需求的实时感知与精准响应能力，为精细化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

　　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伴随着人口流动加剧，尤其是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的趋势明显，基层治理主体更加多元复杂，广大群众对基层服务与治理质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而与群众的期盼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基层社会治理正面临从传统管理模式向现代化治理范式转型的关键挑战。从现实情况看，资源配置仍在一定程度上依赖静态化、户籍化的传统路径，难以适应人口向新城新区集聚、人户分离普遍化以及老龄化、少子化等结构性变迁，导致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在区域间、人群间存在供给滞后与供需错配，均衡性和可及性有待提升。基层多元共治体系也未完全贯通，社会组织专业能力参差不齐、经营主体角色定位模糊、居民参与渠道和激励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依然突出，制约了治理合力的形成与可持续运作。此外，基层智慧治理仍面临“数据孤岛”与“应用悬浮”的双重制约，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不畅、基层平台功能设计与实际场景脱节，限制了治理工具对人口动态、群众需求的精准感知与敏捷响应能力。这些结构性短板共同表明，基层社会治理急需突破“被动响应、粗放管控”的路径依赖，加快构建与人口发展新格局相匹配的“主动服务、精细治理”新体系。

　　以一线城市为例，首都都市圈、上海大都市圈等重点都市圈内城乡人口流动频繁、人户分离现象普遍，人口不断外溢到都市圈外围的新城、新市镇，这不仅给基层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带来挑战，也将倒逼基层社会治理从被动静态管理向主动动态服务、从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化治理转变。

　　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从静态管理向动态服务的转变，需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首先，以人口动态为牵引，推动公共服务从静态配给向主动适配转型。聚焦“一老一小”、流动人口等重点群体，建立基于实时人口数据与需求分析的资源调度机制。优先加强对人口净流入的新城、新市镇的公共服务资源投入，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规划跟着人走、资源围着需求转”。深化“网格化+公共服务”模式，推动服务资源向社区、楼组延伸，实现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转变。其次，以党建引领为枢纽，构建“多元响应、闭环处置”的协同治理网络。强化基层党组织在资源整合与议题响应中的枢纽作用，打破条块分割，建立跨部门、跨主体的常态化协同平台。针对物业纠纷、社区养老等高频治理议题，由社区党组织牵头组建“一事一议”动态工作小组，纳入物业企业、社会组织、居民代表等多元力量，形成“问题发现—协同处置—效果评估”的闭环治理链条。创新“居民积分制”“开放式议事厅”等机制，将群众参与深度嵌入治理全过程。最后，以数据融通为基础，打造“一体联动、精准触达”的智慧治理体系。破解“数据烟囱”与系统冗余问题，依法明确部门间数据共享责任与标准，构建“一数一源、动态更新”的基层数据资源池。推行“省级统建中台、基层按需调用”的敏捷开发模式，支持社区基于统一数字底座快速配置场景化应用。探索运用区块链等技术建立流动人口电子服务档案，实现跨地域、跨部门服务记录可信共享，确保公共服务精准覆盖人户分离、短期居住等动态人群。

　　（作者系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责编：郑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