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节点、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基层单元、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场域。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支点，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底气所在。“十五五”时期，县域应因地制宜开展错位竞争、加速转型升级、实现赶超跨越。

　　当前县域经济发展的新特征。我国县域经济正经历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深刻转变。各地在认清自身资源禀赋、找准主攻方向的基础上，坚持以差异化定位塑造优势、以创新驱动积蓄动能，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对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有益探索。整体来看，县域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活力持续迸发，集聚了全国近40%的经济总量，已从国民经济基本单元成长为重要增长极，稳定经济基本盘的作用日益彰显。

　　新质生产力赋能加快转型升级。县域承载城市群产业链转移、产业配套协作的支点作用日渐突出。特色产业集群加速形成，全国约30%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扎根县域，成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生力军。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一批县域，通过“产业优势—人口集聚—经济循环”的正向反馈，已形成制造业与服务业双轮驱动格局，实现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跨越。

　　城乡融合发展枢纽作用日益突出。县域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空间，既承接城市产业外溢与技术辐射，又为乡村提供就业岗位和公共服务。随着产业梯度转移推进和返乡创业兴起，县域在缓解“大城市病”、降低社会成本、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的多重效应加速显现，县城在协调工农城乡关系中的战略支点、关键枢纽和基本单元作用更为显著。

　　“两山”价值转化通道持续拓宽。部分县域坚持生态优先，立足生态价值转化激活沉睡资源，将生态资源进行符号化品牌化重构。通过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实现自身优秀传统文化和特色旅游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批消费新场景得以培育，不断推进生态颜值向显性经济价值的转化。

　　新时期我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受资源禀赋、基础设施、人才储备、技术条件等因素制约，县域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同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区域发展不平衡。从实际发展情况来看，县域经济“梯度分化”特征较为明显，东部部分县域形成发展高地，中西部部分县域则面临“边缘化”风险。经济社会发展领先的县域绝大多数集中在苏浙鲁闽四省，全国县域30%的规上工业企业和40%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位于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县域仍面临传统产业转型缓慢、新兴产业培育不足的挑战。

　　产业转型升级滞后。部分县域仍然依赖传统农业和低附加值制造业，出现产业特色不彰、同质化内卷严重的情况，加剧了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结构性矛盾，面临传统农业留不住人、新兴产业引不进来的两难局面。部分县域拥有良好自然资源禀赋或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但由于产业基础薄弱，缺乏将其转化为资产、资本的能力，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更无法满足返乡青年对体面就业的期待，极大制约了发展能力与速度。

　　要素制约依然突出。我国人口自然结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对县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提出诸多新课题。现实中，部分县域人口流失已从单纯的青壮年外流，演变为“年轻人走、大学生不回、老人随迁”的全年龄段格局，导致县域消费持续外流，制约服务业扩能提质和产业升级。在财政自给率偏低、金融供给错配、县域空心化叠加深度老龄化等多重压力下，县域经济正遭遇新的“成长烦恼”。

　　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仍存短板。部分县域存在物流成本较高、数字基础设施薄弱、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差异较大等问题。具体来说，部分县域城乡交通网络不够完善，导致物流体系不畅，增加当地企业运营成本。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难以支撑县域新业态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部分县域营商环境有待优化，融资与政务服务难以满足企业需求，与中心城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精准化个性化政务服务、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等有待进一步提高。

　　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摒弃“贪大求全”的错误政绩观，放下急功近利心态，打破“千县一面”的短板弊端，坚持因地制宜、差异化定位，在留人、留消费、育产业、稳财政等方面持续发力，统筹好强县和富民、改革和发展、城镇和乡村、人文和经济、发展和安全等关系。

　　强化县城综合承载力，打造城乡融合枢纽。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城市更新赋能内涵式发展，增强县城建设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特征，夯实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找准县城“城乡联结枢纽”定位，提升县城产业承载力、人口集聚力和优质公共服务供给力，推动县城—重点镇—中心村“核心—边缘”结构从二元分割向功能互补转变。以产业融合为抓手、以特色发展为核心、以政企协同为支撑，完善县城基础设施，通过创造高质量就业、探索可持续融资模式、实施紧凑型发展，破解产业与人口、投资与收益、土地与人口之间的矛盾，让县城有烟火气、有消费，让“返乡创业、就近就业”成为可能。坚持低成本、强实用、微改造原则，探索多样化城市更新路径，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让城镇居民和新市民住得起、留得下。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创新“资源下沉—共建共享”的供给机制，依托医疗联合体分层分类推进医疗资源精准下沉，构建教育资源梯度共享体系，推动养老保险梯度衔接，强化“需求导向—分类施策”的精准服务模式。与中心城市接壤的县域，应加快推动同城化全面接轨；距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县域，应通过“数字赋能+远程覆盖+特色补给”提升服务效能。

　　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夯实乡村振兴底盘。坚持“错位发展、串珠成链”，在更大范围区域经济生态系统中主动定义并深耕县域功能位阶。通过都市圈要素导入、产业链精准卡位、数字化重构生产关系，在区域产业链中锚定相应环节，以功能专业化替代同质化竞争，着力打造县域特色产业地标。创新升级型县域应聚焦“数字赋能+都市圈协同”，工农协同型县域需强化“产业集群+城乡融合”，生态功能型县域可探索“生态价值转化+绿色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和绿色转型，打造具有根植性和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让城乡居民分享更多产业链增值收益。完善县域商业体系，融合线上线下消费，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和便捷消费体验，实现“本地人消费回流、外地人消费引流”。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导向，让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留在乡村、惠及农民，以稳定增收让农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开展与本地产业需求精准对接的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工资性收入，推进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盘活闲置农房、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等沉睡资产，以深化改革激活财产性收入，破解农民收入结构单一、增长乏力问题，精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破解“低端锁定”。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科技创新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等机遇，以科技创新为支点撬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挖掘特色优势资源潜力、推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竞争优势。提升产业链创新能力，完善县域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通过共建产业研究院、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等科创载体，加强与高校院所的常态化合作，让更多创新资源为县域所用，让更多技术向县域转移、更多成果在县域转化。强化县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县域产业与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深度融合，发展“数字+农业”“数字+工业”“数字+服务”等新业态，通过“护绿换金”“聚绿成金”“借绿生金”等方式拓宽绿色应用场景，促进绿水青山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畅通城乡要素流动，破除融合发展的瓶颈制约。以城乡融合为导向，着力打破要素流动壁垒，弥合城乡要素二元缺口。通过政策引导、产业赋能、资源融合、市场推动等举措，打造“政策磁场+产业沃土+情感纽带”的支持体系，走好县域人才“回流棋”。清理地方保护政策、推行高标准规则，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放宽乡村振兴领域市场准入，科学引导城市资本入乡，探索农村不动产、生态资源等制度性转化通道和数字化产权体系，激活乡村资产变现。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适时调整扩大经济规模大、人口增长快的县级市和特大镇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探索“飞地经济”税收分享机制，允许县域通过跨区域产业协作分享税收收益。全面落实“县级为主、市级帮扶、省级兜底、中央激励”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建立与本地人口规模、民生需求、经济水平相匹配的可持续财政运行体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确保财政资金用在民生和发展的刀刃上。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